404 关税、公债与英式财政国家的起源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主持人成岩良，这一期的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江源。我们约好要聊一个话题，从17世纪以来，主要是欧洲国家的财政革命出发，讨论现代贸易，尤其是公债和现代财政国家的诞生之间复杂的关系。欢迎江源，大家好！之前我跟成岩良本来计划聊一些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话题，也选择了一些选题进行讨论。正好最近有一个关于贸易战和关税战的话题，我就给成岩发了个消息，虽然看起来这是个时髦的话题，但我们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一方面回顾这个历史是让人觉得有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些文献中能发现很多如今看似显而易见的常识，其实背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或者在发展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又面临了哪些挑战，许多当时被认为解决了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

你提到的这个时间点，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恰好是英国内战之后，光荣革命前后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常说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这个看法有很多角度可以理解。其中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相关的一个观点是，财政上，英国是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论战，主要的争论双方是当时的托利党与辉格党。当时的背景是辉格党在台上，领袖是沃布尔，他是一名资深的金融专家。沃布尔推崇一套涉及贸易、关税、公债和金融，甚至包括国家军队的整体框架，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看起来更为现代。然而，这套观念在当时受到了在野党巨大的批评，批评的领军人物是柏林布鲁克，他是当时的托利党领袖，或者也可以说是乡村党的代表。

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柏林布鲁克的观点更接近于乡绅或土地贵族的立场。他们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与美德，认为政府不应该被商业与商人所俘获，而应由更有尊严的土地贵族来主导政务。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话题，就是议会与国家的关系。大家知道在1640年的革命之后，国王和议会处于对峙状态，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虽然之后议会在权力上占据了上风，但在沃布尔的年代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利益同盟。国家因财政充裕而受到指责，认为可以通过收买议员形成与国王的"友好关系"，议会与国王不再对立，反而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一些人甚至被称为"宫廷派"。

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这个时期的辉格党，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党首——老皮特。在他的任期内，其他辉格党成员对他进行了抨击，称自己为“老辉格党”，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伯克的立场与托利党相近，更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虽然这条界限并不那么明显。许多立场之间有诸多重叠，反而使得所谓的老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立场更加接近：他们崇尚美德，认为乡村应该受到重视，对商业持较为负面的看法。这与他们的国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因为在台上的辉格党正是通过这些金融操作来获取权力。针对这种现象，非执政党的人们自然会对这些官员大加抨击。

最后，针对您提到的那个时期，整个英国内部政治中财务问题成为了重要讨论点，我们可以看到与其密切相关的几个背景因素。首先，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军队的构成主要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因此，国家对陆军的需求并不高，也就导致了国家在财政和行政上的力量相对较弱。这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需要建立强大的行政网络来支持庞大的常备军。这种特殊性使得英国产生财政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环境。可以说，1640年的内战后，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使议会占据了更明显的优势，为后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个上文中与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一个重要表現因素是议会，它具备财政管理权限。这些权限包括预算的批准和决算的审计等内容。这些因素使得英国议会在国家财政方面，乃至国家大政方针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到了光荣革命之后，首先迎来的是来自荷兰的奥兰治亲王，他带来了发达的荷兰金融产品。在此之后的几个英国国王，即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乔治二世到乔治三世，这三位国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说英语。乔治三世稍微好一些，但他也有一个显著缺点，就是他有精神疾病，很多时候失去能力。由此可见，这三位国王在能力上显得不太合格，从而导致议会在18世纪的整个时期里，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角。

相较之下，俄国在历史上则频繁地请德意志人担任沙皇，德国来的那些沙皇们都表现得十分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时如鱼得水。然而，乔治一世、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的无能，导致国内政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这一情况下，议会在17世纪到18世纪逐渐成为英国政治的中心。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发现法国史和德国史常常以君主为主角，而英国史则开始关注沃波尔、皮特等首相，以及那些未能成为首相但依然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臣。这一转变表明，英国议会的力量不断增强，促成了国家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进程。

另一个与军队、财政相关的话题是从15世纪起，军队开支越来越大。在中世纪，国王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甚至在打仗前能积累一定的资金。然而，到了16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军队规模扩大，补给变得日趋复杂且昂贵。结果，国家财政难以承受这种负担。国王通常采取两条路径：一是增加税收，但中世纪的欧洲大多数政治体加税需经议会批准。对此，国王们常常寻找间接税，这种税负责任较轻，且相对容易收取。英国成为最早采用间接税的国家之一，间接税的形式类似于现代的增值税、营业税和关税，相对无痛且扩展简单。

这种税制在经济流通越活跃的情况下，能够为国家财政提供极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借债也被认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遍及欧洲的君主需要向那些富裕的商人借款，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借债不仅是满足短期财政需求的方法，也成为国家财政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他们有的也会向地中海的那些商贸城邦借钱。确实，借钱的方式当时相当有趣，借来的都是实物货币。你必须从里昂或者威尼斯等地，雇佣十几辆马车，装满金银，甚至还需要雇保镖才能把这些金银运到阿姆斯特丹。因为在荷兰，他们有很多消费需求，而借款可能是从欧洲南部来的，但必须运到欧洲北部消费，这无疑是非常费劲的。

那么，在这普遍借外债的过程中，英国发展出了财政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开始向本国人借债。这个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失体统，因为这些人是你的臣民，你怎么能向臣民借钱呢？向外部借钱是另一回事。这样一来，本国的臣民既是你的公民，又是你的债主，这让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此外，借钱的过程中，你需要公示一些开支，这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英国议会对财务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密切相关。因为英国议会每年都要审计财政，进而增强国家财政的可信赖性。相比之下，法国的财政纪律则显得松散得多，这就造成了英国在借债时的优势。

有趣的是，过去借债往往是零零散散的，包括现代不少人借债的方式也多是拆东墙补西墙。然而在国家层面，情况却截然不同。国家或可视作公司，借来的钱可视为常规现金流的一部分。只要我能不断借到钱，就可以不断用新债务偿还旧债务。此时，我借来的钱并不是想着明天就要还，而是建立现金流的管理，使得资金成本在4%到5%之间。这是英国人逐渐领悟到的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至今演化为复杂的金融体系。

例如在最近的特朗普贸易战中，国债收益率的变化以及国债到期与否如何影响政策，这些都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人开始有规则地管理国债的结果。这使得国家的财力变得更为强大。借债的资金不仅可以通过收税获得，还可以通过借款。相比于法国王室，英国王室的借款成本显著更低，这样的管理使英国在融资方面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