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特权，情色泛滥，现有世界秩序给不了韩国未来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美国主导的后殖民时代，一个国家的国内秩序往往受到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影响。2024年2月6日韩国隐西越政府宣布，为应对医疗资源紧张，将每年增加2000名医学院招生名额。然而，两周后，韩国各地开始爆发医生罢工活动，近12000名医生脱离岗位走上街头。面对这种情况，隐西越一度非常强硬，但随着韩国40所医科大学的教授开始提交辞职书，演习院的态度开始软化。这项连续三届韩国政府都未能成功的事情，很可能只能再次依靠后人的智慧。

大致同一时间，距离韶尔以南30公里外的水源市正在举行另一场抗议活动。十几个民间组织反对该市将在4月份举行的一次色情博览会，他们抗议地方政府与商业集团公然将女性的身体视为商品，物化女性。然而，这场抗议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最终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自大韩民国成立以来，色情行业便非常兴盛，曾一度成为韩国外汇的重要来源。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这场小小的抗议自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抗议的双方，一边是强大的医疗行业联盟，另一边是零散的民间组织。从整体的社会利益来看，失败的抗议并未能阻止色情行业的发展，而成功的医务工作者抗争同样未能获得实质性成果。

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社会现象，实际上都反映了韩国不正常的社会生态和权力结构。这场悲剧的起点可追溯到76年前，当时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与麦克阿瑟将军的相遇。1948年，麦克阿瑟成为第一个踏上韩国领土的美国高官，从此确立了韩美关系的基础。五年后，随着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韩国国内陆续建造了18个美军基地。美军带来的不仅仅是白宫的承诺，还有大量美元。对于当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韩国女性来说，为美军提供服务成为了一条赚取快钱的途径。

每当夜幕降临，距离驻韩美军龙山基地仅有10分钟车程的梨泰院街道便会愈发热闹，数不尽的酒吧、舞厅和赌场供美国士兵消遣。不过，他们最喜欢的往往是隐藏在酒吧深处的风月场所。只需不到一根香烟的价格，便可满足年轻士兵们旺盛的欲望。到了1958年，这个总人口为2200万的国家，竟拥有35万名新工作者，其中60%生活在美军基地周围。由于韩国当时极度缺乏外汇，政府对美军基地周围的乱象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随着政坛巨变，这些新工作者逐渐沦为青瓦台的政治牺牲品。

1961年5月，朴正熙发动政变建立了军政府。起初，美国对朴正熙政府并不认可，驻韩美军司令马格鲁德甚至表示将镇压朴正熙所领导的政变力量。为争取执政合法性，朴正熙随即向美国承诺出兵越南，协助美军对抗北越。同时，他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特区，并向美国人开放特权，美军可以在特区内按照他们的规定逮捕甚至拘留韩国国民。对于特区内的色情行业，韩国政府的态度也从原本的遮遮掩掩转变为全力支持，街道的官员开始征用基地周围的土地，推倒当地居民的房屋，建立繁华的商业街。为了动员更多女性，当时的韩国报纸称在美军基地工作的性服务者为“为国家赠外汇的巾帼英雄”，以鼓励她们乐于推销自己。

性服务行业因此成为韩国战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正如前新工作者金爱兰所说，韩国政府是美军最大的批条客。然而，她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1971年，针对驻韩美军的调查震惊了美国国会：85%的驻韩美军士兵表示与新工作者有过接触，平均每1000名驻韩美军中就有568人感染性病。为了讨好美国国会，也为了维护韩国的国家形象，朴正熙启动了基地社区清理运动。此后，基地周围从事性服务的韩国女性被要求每周接受两次检查，染上性病的女性则要被强制拘留进行卫生治疗。

然而，这个所谓的“治疗”变成了强行服用超量青霉素，以确保她们能够继续为美军提供服务。如果有人因青霉素休克而不幸身亡，附近还专门设有墓地用以埋葬这些新工作者。过度注射抗生素后，这些新工作者的身体愈发瘦弱，走路时像猴子那样没有人形，被当地人戏称为“猴屋”。因韩国对美国在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高度依赖，青瓦台不得不极力讨好美国，而驻韩美军作为美国的代表，成为超越国家主权的特权阶层。所谓的社会秩序，不过是人们对合理与不合理的一种预期管理。美国所提供的后殖民化秩序在韩国社会内产生了示范效应，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特权阶层逐渐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合理状态，深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一边憎恨这些特权阶层，一边又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然而，涉案医生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囚禁女学生一案中，警方没有拘留涉案的医生和药剂师，甚至表示即使调查结束也不会公开他们的名单。而在麻醉性侵案中，尽管医生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出狱后仍然在当地开设了另一家诊所。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根据2014至2019年的数据，韩国医生的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五年中，共有611名医生因性暴力犯罪被捕，但仅有4人被停职。此外，韩国普遍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极大地加重了普通患者的医疗负担。自1977年以来，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6倍，而国民医疗费用则猛增了511倍。可以说，尹熙越政府为了摆脱低支持率的困扰，选择向医疗行业开刀，这在韩国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然而，韩国的医疗界也因此得名为“硬骨头”，包括文在寅在内的多届政府都未能成功改革。

这是因为，韩国90%的医疗资源掌握在私人医院手中，医生协会等行业组织能够有效动员整个医疗系统对抗政府的改革。韩国最近一次成功的重大医疗改革发生在2000年，而为推动这项改革，韩国政府付出了相当大的利益作为交换。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短短两个月内，韩元兑美元暴跌47%。韩国外汇储备耗尽，国家濒临破产。随后，韩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换取了584亿美元的贷款，但其代价是对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并放开了本国的核心资产。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制药公司开始进军韩国医药市场。此时，韩国本地制药企业与医生群体已经维持了数十年的利益联盟。本地制药公司给医生高额提成，促使医生多开自家品牌的药品。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制药公司成立了韩国研究型制药工业协会，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推动韩国政府打开本地医药市场。另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力干预下，韩国国民健康保险面临严重赤字，医药改革迫在眉睫。2000年7月，韩国政府宣布进行医药分离改革，明确医生只负责治病开处方，患者可以拿着处方去任何药店买药。这意味着医生将失去来自制药公司的大量灰色收入。一个月后，韩国医生集体罢工，全国95%的医生拒绝为患者提供治疗。然而，这一次改革背后的实际推动者是美国制药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他们面前，虽然韩国的医师协会强势，但也只能屈居第二。为了确保改革顺利通过，韩国政府仍向医生群体承诺了一系列特权。

在一场闭门会议中，政府向医生代表承诺将在四年内减少10%的医学院入学名额，把每年入学人数控制在3058人。此外，国会还通过了医疗法修正案，废除了吊销犯罪医生执照的规定。这意味着即使医生犯有杀人、强奸等重罪，只要出监狱，仍然可以继续行医。美国主导的跨国制药公司、财阀控制的私人医院以及垄断的医生群体，可谓是韩国医疗界难以撼动的三大利益集团。实际上，在韩国的许多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美国资本和跨国企业位于最上层，本土财阀和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中间，广大民众则处于底层。这种结构并非偶然，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国内秩序往往是对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