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周轶君：女性是一种处境

今天的主题是女性作为一种处境。我们在场的女生，首先要为在场的男士们献上掌声，感谢他们对女性处境的关注。接下来，请热烈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的人文特聘教授戴景华老师和纪录片导演周逸军老师。现在，嘉宾主持人周逸军老师，请您开始吧！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回想这几天在这个舞台上的讲座，或许会意识到，我和戴老师在这次活动中探讨了女性议题的政治正确性。显然，这是一种玩笑，我们并不喜欢过于形式化的政治正确。女性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尤其显得更加重要，甚至出现了些许压迫感。我曾经要组织一次关于女性话题的访谈节目，出于公平考虑，我们决定邀请一位男嘉宾。然而，发出的邀请却遭到全数拒绝。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女性面临不同的困境，但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女性议题的压迫感是显而易见的。

我想请教戴老师，当我们讨论“女性是一种处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什么样的处境。最近看到这句话时，我感到了一种共鸣。这是从上野千赫子的书中摘录的。不同国家、不同代际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显然是不同的，因此我想在讨论中，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差异。戴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注意到许多男性可能选择暂时不参与，而我们的四位女嘉宾则自在地展开了讨论。提到女性的处境，我首先想起西蒙娜·鲍娃的观点，她指出女性并非生而为女性。其实，无论我们用何种方法描述男性和女性，性别始终是一个文化的建构。女性在这个等级社会中往往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因此，谈及“女性是一种处境”，可能意味着她们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实体或身份。

近年来，为什么上野千赫子会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这可能与女性在当今社会越发提升的自觉性有关。在经历了相对的社会富裕后，许多女性逐渐不再为物质而挣扎，而是开始关注自己的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女性在与男性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共同奋斗，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我们不仅仅想要过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更希望仔细审视自己的选择与处境。

在之前与《理想国》编辑的交流中，他们希望我分享我是如何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其实，我们更想探讨的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开始关注女性议题，以及怎样审视作为女性的生活。尽管我在这方面已经回答了很多次，我依然认为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力量，它告诉我，这并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无数女性共同面对的问题。

女性主义还教会我如何平视身边的男性，而不是将他们神化。许多时候，我们对男性的期待过高，而忽视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明白这一点后，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中我们所有人都在为生存和奋斗而努力。

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更好地与自己相处。当你开始学会接受自己，你会真正发现自己个性的强项与弱点。这不是关于你作为一个女性应该怎样，或是你作为女性缺失了什么。对于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无论性别，归根结底，我们都在经历着类似的旅程。戴老师在我们刚刚的后台谈话中提到，他希望我们能讨论一些其他的话题，特别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可能在我们日常交流中被讨论的频率低于其他主题。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讨论这一话题时，确实有一些未被照亮的角落等待审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可以说是比较后知后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厌女，反而是较为忽视这个身份。在学习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不能与男生竞争学习成绩。工作后，作为一名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忽视性别这一点。虽然他人会关注到我的性别，但在工作中我更关注的是我的专业能力。因此，直到很晚，我才真正接触到所谓的女性主义这个词。大约在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剑桥读书时，有位年轻的法国女孩子跟我聊起女性主义的相关问题，她愤怒地告诉我，竟然不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她的愤怒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概念的缺乏了解，而她的讨论让我受益良多。后来，我还观看了西蒙娜·波伏娃在1975年上电视的影像，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节目中，她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念，与男主持人展开了一场平等的对话。波伏娃在这一过程中，传递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这些问题，但作为女性，我们总会面对各种不同的处境，包括职业、家庭以及孩子等方面。

在这条成长的路上，我逐渐意识到，身为女性，我们的性别经验就像是被占领区的平民，他们理论上是平等的，但实际生活中却时时面临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在谈论时都会感到羞愧，然而这种感觉却又格外强烈。比如，在公共场合，虽然你可能并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服饰、仪态以及私生活等方面，男性常常会对你施加指导性意见。他们会告诉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女人，这种话语里的善意，实际上往往会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痛苦。

这个问题其实我时常思考。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胸针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当一个女性在社会中表达出她想要的东西并不是社会普遍认为的那些，比如结婚和生孩子时，常常会引发他人的困惑与恐惧。他们会觉得这个女性无法被定义，似乎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女性欲望的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比如，您之前和很多人在不同场合讨论过《木兰诗》的问题。花木兰披上男性的外衣，进入男性的领域，才得以出人头地，实现平等。在我读《木兰诗》时，有一句话让我特别关注，就是她打完仗回来后，可汗问她所欲，而木兰却回答说：“愿持千里足，送而换故乡。”这里提到的其实是女性不同于男性的欲望，木兰并不渴望封书立传的功名，她只想回家。我觉得这一点揭示了她内心深处的愿望。

许多年轻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相似的困境：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却常常被要求出入家庭。她们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甚至有时候希望父母更关注她们的职业进展，而非婚姻和生子。对此，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工作、结婚、生子，但是许多选择并非完全出自我的主动意识，而是随时间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回头来看，我在思考，这些愿望究竟是我内心真实的渴望，还是受到社会的教化而形成的。

有时我会怀疑我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女性朋友曾问，为什么父母总是关心她结婚的事，而不是她的工作进展。她内心也在挣扎，试图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期待。我个人虽然选择了家庭和职业，但仍然会思考这些愿望归根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选择，也许我们的欲望本质上是受社会文化所塑造的。

这一切都引发了我关于性别角色的思考。例如，我曾在回应一个男记者问题时感到愤怒。他问我是否因为是女性主义者而选择不生孩子，而我不禁反问，为什么没有人问我的男同事同样的问题？在社会上，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生命中所承担的责任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显的双重标准使得女性必须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男女在家庭与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对等，女性依然承担着为妻为母的义务，而男性在婚姻与父亲的角色上不需承受相同的责任。

在社会劳动和生产中，女性已经参与了一个世纪，但我们在描述这些变化时，常常要求女性在职业上展现出特别的女性特质。而男性则不需要如此强调，似乎他们的市场空间是自然而然获得的。到了现在，妇女解放已经百年，女性的自我书写却依然缺乏新的模板。在性别的讨论中，我们被迫适应这样的框架，有时甚至感到受到了侵犯。当他人强调我的性别时，我仿佛被简化了，尽管我深知自身的才华与能力，但我也希望在更多层次上被理解与认可。

我立刻感到不悦，仿佛被冒犯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强势的个体不需要加前缀，作家就是作家，但当涉及到女作家、青年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时，前缀的使用却强调了弱势，这种对性别身份的强调无疑是处于劣势的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女性的性别身份其实是难以确定的。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像刺在背一样的细碎、无所不在的结构性的压迫，甚至是伤害，乃至迫害。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整合我们的其他生活经历。

我想稍微复杂一点，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女性解放和女性参与到以男性为主的传统领域中，但所有的衡量标准，包括我们内心的追求和自我规约，实际上都是男权制定的那些标准。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需要创造出一种不同的文化呢？所以，当你提到木兰的故事时，我才想起了：“木兰不用上书，郎愿见，明拓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或许是一种女性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并非为了谋求晋升和更高的权力关系，而是因为对父亲的爱和对家庭的责任。木兰承担起了对家庭的责任，并在成就了家族使命后，快乐地回到故乡。

所以，我想问，我们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不同的模板和价值观？我们是否要在这种男性主导的、现代主义的竞争逻辑中继续前进？有些男性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作家杰夫·戴尔，他选择不结婚和不生孩子，是因为他不想过那种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他宁愿不走主流的道路，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主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往往能够带给人们安全感。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它们选择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时，常常会引来外界的恐惧与误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选择，所以经常面临更多的阻力。刚才戴老师提到的观点我非常认同，我们所看到的“女性的新可能性”确实非常有限，几乎没有能够与那种成功的男性形象相比拟的。这一点在当今谈论独立女性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我最近和毛坚老师交流时，他谈到影视剧中的大女主角色，往往剧情设定为她们从经济拮据或被男人抛弃中逆袭，最终成了霸道总裁。这种角色的塑造呈现出一种可笑的逻辑，似乎独立女性的成长过程总是与男性角色的存在息息相关。

我想起了伍尔夫提到的那句名言：“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女性只需要经济独立。在当下社会，似乎只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拥有五百英镑的收入，就能够获得自由，完全不必听命于他人。但是，当我重新读了她的这本书时，我意识到这其中实际上有三个层次：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伍尔夫认为，如果没有经济独立，女性是说不出话的。她在参加女性聚会时发现，即便某些女性有社会地位，依然面临经济困境，缺乏将财富投资自我的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到的经济自由不只是积蓄钱财，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升智识与能力。她希望这些女性能够将资金用于自己和未来子女的教育，以便她们可以像男性一样自由地享受生活，实现自身的潜力。同时，知识上的平等也至关重要，伍尔夫认为，只有当女性在智力上平等于男性时，才能获得尊重。她甚至指出了某种残酷的现实，即不论男性的社会地位如何，当他进入一个空间，看到一半是女性时，都会感到优越，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无论处于哪个阶层，都很少拥有广泛的视野和见识。

当经济和见识达成平等时，是否就意味着性别上的自由到来了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是，性别上可能并不完全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因为男女在生理上有很多方面的不同。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实现一种性别自如呢？就像戴老师刚才提到的，作为一个女性，当我在谈论我的学术时，是否能不再担心有人会问我“这个胸针戴得怎么样”? 我对自己的性别感觉自如，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认为，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这样的自如需要强大的自我才能够实现。我大概是经历了自己的一生，才逐渐接受了自身的性别和在这个社会中无法逃避的命运。实际上，我开始变得有一点自如，有一个小插曲让我印象深刻，大概十多年前，我的研究生们私下讨论说，戴老师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而大家的共识是毫无疑问地认为戴老师更像父亲。这个评价是极高的，因为他是一位精神和智识的引导者，而不仅仅是呵护和养育的角色。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我那时以一种平常心接受了这个事实，感受到了他们的爱和善意，而不再计较他们对我性别的忽视。那一刻，我似乎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如。

另外一种自如的状态则是我开始真正关心身边很多男性的处境。我对他们有了同情和悲悯，意识到他们与我们女性的共处其实并不容易，许多时候是我们让他们难以自处。男性对性别的强烈意识、对我们存在的敏感，可能在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威胁感和压迫感。我开始理解到这种复杂的心理，虽然我通常不会直接表达出来，因为直接说出这些感受往往属于侵犯。与他们谈论自己的胸针，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似的体验。当我拥有这些意识时，确实感受到了一些自如。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自我建设的努力，而幸运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尽管经历过许多挫折，但走过每一个低谷，我依旧能与很多人共存于此，这使我对自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而，整体上看，性别的不平等结构仍需改变，我们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可能性和文化，以适应现实，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变革的当下。

我认为，真正优秀的男性和女性都超越了自己的天生性别。比如我们可能会对男性有一些偏见，认为女性更容易接纳和包容。最近有个朋友在谈脱口秀时提到，不论演员是男是女，观众中的女性总是更多。他认为女性更容易欣赏别人的幽默，而男性观众往往会抱着胳膊，想要在竞争中展示自己。其实，许多女性在看那些吐槽段子时，往往能感同身受，而男性一般更强调与自己无关的角色。这是与刻板印象有关，男性似乎更不容易欣赏他人。回想一下我与戴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1年底，我们一起参加了跨年活动，回想起来，彼时还在期待着2022年的美好，然而回头看，2022年却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感觉特别痛苦的一年。我们都失去了母亲，这也使我们能共享最初的伤痛。如今，坐在这里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女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母女关系呢？许多年轻朋友在青春期时可能不愿意成为母亲的样子，或是又极度希望能成为母亲的样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谈论母女关系是困难的，因为父子关系似乎在诸多学科已有丰富的讨论和理论框架，而关于母女关系的有效框架却依然缺乏。

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整个框架中，关于女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描述常常被男性关系的对偶词所影响。例如，俄狄浦斯情节就有与之对应的厄勒克特拉情节。然而，实际上，当我们试图将这些男性思考模型转移到女性身上时，常常发现困难重重。在近期的文化作品中，母女关系作为一个主题逐渐引起更多关注。许多电影，如《顺其全宇宙》和《妈妈太多》等，都展示了这一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变化与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进入主流影视行业密不可分。

在此，我想稍微表达一点不同的看法。尽管周老师提到，脱口秀的女性观众比例很高，但事实上，在歌剧、舞剧和电影等文化场合中，女性观众的比例普遍上升。女性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成为近年来文化生产变迁中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必须指出，女性在文化领域的崛起与文化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下降有关。随着男性逐渐向更主流和具影响力的领域，如金融行业等，文化领域便空出了部分空间，给女性留下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回到母女关系上，我必须坦诚地说，我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动力是我不想成为我妈妈。我的妈妈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第一代，在50到70年代的工业化历程中，她们既是与男同事平起平坐的劳动者，又面临着严峻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分工的挑战。尽管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但是他在家庭中并不主动承担日常责任，导致妈妈常常感到疲惫和挫败。那一代人内心的压力常常是无名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也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他们的角色被社会框架束缚，在家庭和职场之间不断挣扎，最终产生了许多精神上的不稳定和家庭关系的紧张。

在与妈妈共同生活的33年中，我试图弥补她青年时期的遗憾和匮乏，但她仍面临着如何安置自己的挑战。尽管她口中常常说自己幸福，但我意识到她并未真正完全享受这些年华。在现实中，我感受到当我们深陷于社会压迫和内卷的环境时，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回应我们内心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女性往往是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经营家庭与亲密关系的一方。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自己最深层的需求，探究什么真正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而不是仅仅迎合他人的期待。

从我们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领悟到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在社会上颇具价值，但一旦面对生活的变化，比如子女长大、伴侣变心，或是如我父亲的早逝，便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生活的每个阶段重新审视自我、面对岁月的流逝，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这正是当代女性面对的挑战：在社会压力和内心渴望之间找到平衡，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我们要及时反省，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让内心真实的渴望得到回馈与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想清楚，甚至是不自觉地生活下去，内心的创伤迟早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巨大的损害。同时，这种状态会让我们变得不快乐，不幸福。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我们如何做母亲，如何做女儿，而在于我们如何做一个人。这里没有神圣的人，且不需要对人进行神圣化，而是探讨作为个体，我们如何安放自我、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是我在母女关系中深切感受到的。

然而，由于我尚未成为母亲，当母亲离去时，我发现自己失去了身份。我不再是女儿，不再是生活在爱与责任重压之下的人，整个身份的突然改变让我必须在创伤之后重新定义和安置自己。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悼念的意义，悼念不仅是对死者的缅怀，更多的是为了让生者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我们通过举行葬礼来安放死者，同时也在帮助自己继续前行。

这样的代际更迭，意味着在告别上一代的瞬间，我们才真正长大。然而对我而言，这已经太晚了。当我不再是女儿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老人，但一切问题依然存在。性别、个体、社会及现实与未来的种种问题仍在延续，我们只能去面对。我曾看到一位美国女作家提到，海明威能够在小酒馆中写作，是因为家中有女性照顾孩子。这提醒我们，创造性工作需要专注，而女性在此过程中常常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奉献精神，一种无私的给予。

我母亲也是这样的典型，她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为家庭和我奉献。即便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仍然愿意照顾我的孩子，展现出无尽的奉献。然而，我也意识到这份奉献可能是某种扭曲的结果。当我们看到这一辈的母亲们感到疲惫，甚至由于各种原因变得扭曲时，我们也要清楚，自己是从她们的奉献中获益的。有时，年轻朋友们在讨论他们生活中的烦恼时，会提到与母亲的矛盾。

例如，有人表示自己在生孩子后需要母亲的帮助，却又对她的教育方式表示不满，甚至觉得母亲干涉了自己的生活。面对这些情况，确实证明了隔阂的必要性：作为独立个体，应明确设定空间和界限。然而，如果在享受父母的付出同时又希望不被干预，这种矛盾无疑是难以调和的。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我们所要探索的划分并非如表面所见那么清晰。

同时，我在思考戴老师提到的顺序，和整个宇宙中的爱。这让我反思，女性在奉献之后常常会感到焦虑，甚至在家中发脾气。我可以深刻理解这种状态，因为当我们关心他人时，往往也希望得到回馈，而这种回馈不仅仅是几句宽慰的话语，更需要实质性的帮助。女性所需要的爱，往往是具体且极具落实的。我们在讨论文艺作品时，或许也应注意，不要过分强调鼓励女性追寻远方，而应注重在现实中扎根及能力的提升。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与旧问题交织，使得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与不确定。戴老师在此背景下的研究，是否为您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在探讨十九世纪末的判断时，我认为这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皮克提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结尾时的论断。这一判断在我阅读时引发了我的联想，使我意识到，所谓的十九世纪末标志着欧洲百年和平的终结，而十九世纪以后是世纪的开启，接踵而至的是两场相连的世界大战。因此，皮克提的判断不仅涉及进步与倒退的二元对立，更是一种充满危机的预示。在他所描述的倒退回十九世纪的语境中，强调了社会中的严重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正如他所指出，倒退回十九世纪的特征是“程兮型资本主义”，而我挺赞同豆瓣网友的翻译，称其为“拼爹资本主义”。这个专业术语无非是形容一种阶级阶层固化的现象，这在我看来，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经济事实与新兴技术之间的矛盾。

在我看来，当前时代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自动化进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更新，而是显著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导致不少人在就业市场中被洗下去。例如，仅仅使用 ChatGPT 这样的应用软件，就已经在相关行业造成了大规模的解雇、失业和裁员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贫富分化问题，更导致社会抗拒加剧。尤其是当大规模社会劳动力重组发生时，所有结构性的歧视和偏见将被重新激活。回想起20世纪末的企业转轨，失业人口的结构性不平等便显而易见。女性在职场上的比例较低，但在裁员时却面临更多被优先下岗的情况。

在这样的变革中，性别歧视及年龄歧视等问题愈发显著。就业年龄的年轻化和就业的时段缩短，使得这些歧视愈加突出。而教育程度及家庭背景也成为了决定一个人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最近我看到的数据指出，印度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退出人数已达到四亿，这一数据揭示了劳动力市场动荡对脆弱群体造成的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在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全球结构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时期。此时，信息的传播和网络结构导致的社会分化，使得我们很难得到可能的相遇与不同观点的碰撞，这更是加剧了我们面临的认识论危机。

网络环境中的数据推送，使我们渐渐失去了接触新知的机会，因此当有人询问我对实体书店和出版机构的看法时，我之所以支持其存在，并非出于理想化的空间期盼，而是因为实体书店能够让我们偶然发现臆想之外的新书籍、新作者。网络购物虽然提供了便捷的推荐，但往往局限于我们已知和已购的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以一个确定的方式去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种模式同样发生在性别议题上。当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性别群体中达成共识时，我们以高度的确认去应对其他性别群体，这种冲突或许并不是有效的斗争，而可能只是双方在高高的独立观念下互不倾听，认为对方是绝对的错误与邪恶。因此，从更广泛的结构到具体的性别议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开始。尽管我已年迈，但我愿意以“我一无所知”开始，尽量冷静地学习与观察，即使面临诸多挑战与痛苦，我也希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努力寻找共识与理解的可能。

所以我想补充一下刚才一军提到的例子。我觉得当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而这种提问方式不带有说服力。海明威在小酒馆里喝着酒和咖啡，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JK罗琳在咖啡馆里推着婴儿车的同时，也完成了伟大的作品。还有那位诺贝尔奖得主，边烤披萨边哄着五个孩子入睡，同样也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Margaret Atwood则是很多孩子的母亲，尽管她的孩子们有时会抱怨，但我认为她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因此，在这个变化多端且充满危机的世界中，我们应该追求心灵的启示，并努力走出宅家生活。因为宅居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反而让我们的社会依赖性变得前所未有地深刻。

我想，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当社会运行不再顺畅，一旦某个环节崩溃，我们就会陷入饥饿、匮乏和死亡的危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走出宅家，去了解那些与我们存在差异的人群。我们需要在彼此的惊异中尝试建立亲密关系，跨越社会的巨大鸿沟，理解不同的人群与处境。女性是一种处境的象征，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处境的承受者。因此，在认识到自身处境的同时，我们不应陷入其中，而是需要去理解这个世界整体的处境，以及在其中不同人群的不同处境。

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网络上几乎没有人在乎你到底是男是女。实际上，当你在社交平台上注册时，填写性别只是一个简单的勾选。我的体验也表明，选择男性或女性会让你遇到截然不同的对待。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选择女性后，你会面临被无视、被指导和被保护等几种待遇。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在网络空间中，一些歧视和偏见其实在被强化而非削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仅仅是一个勾选，表面上成为了一个角色，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机会的打开？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新的模板，突破那些被传统和成规所固化的处境。

然而，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也需要放下成见。我们要摆脱旧有的观念和认知。网络上为什么意见冲突如此频繁呢？我自认为这是因为，当两种观点相遇时，我们往往不了解对方的背景和经历，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解他们的处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国脱欧事件，那时我在进行报道，与国际新闻小组一起，联系了八位在英国的投票者。这八个人代表了不同行业，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了他们，进行了电话采访。在那之前，我阅读了很多资料，认为脱欧这个决定太愚蠢了，因为许多人无法理解投票者的心声。

我曾联系过一家支持脱欧的渔业协会，了解到他们的观点：如果继续在欧盟内，他们会受到严格的价格规定，而选择脱欧后，他们的收入将得到改善，收入水平完全可能提高。从他们的立场看，他们的诉求并不是无理的。经过这样的交流之后，我也开始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声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因为站在他人角度理解问题，能够让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变得不那么绝对。

接下来，我想请教戴老师一个问题，这也是许多年轻女性关心的。网络上的女权内部有保守和激进的对立，对于这样的分化，您是如何看待的？是否必须采用激进行动？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讨论更有意义，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推动女性主义的进步？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我无法选择哪个是正确的女性主义。但我可以明确表态，我不认同“取消文化”，这是一种暴力，是无助于我们改变这个越来越暴力的世界的。虽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惩戒一些违背规范的人，但却无法改变压迫我们的权力结构。

在第三世界研究的过程中，我从拉美的《反抗者》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学会了拒绝悲情政治。在历史传统中，通常被认为是右翼的乡愁和左翼的悲情，对比鲜明。例如，右翼常常感叹天堂已不再，田园被毁，过去的岁月多么美好；而左翼则会强调，未经历革命的人怎能理解生活的甘美。我希望这种对立能够被理解为多重视角下的认识，而非单一、绝对的立场。

我们怀念贵族时代，怀念旧时代，怀念优雅的上海滩。在左翼的视角中，悲情总是充满了力量。他们满腔愤慨地指控压迫者和资本家，认为这些权势者多么的不义与邪恶。他们指出了诸多暴行，以至于我们对正义的感知变得显而易见。然而，近年来的反转十分有趣，左翼的乡愁与右翼的悲情交织在一起。左翼怀念曾经辉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右翼则指出当今世界的穷人、少数族群、新移民和女性，她们的存在被视为对传统秩序与优雅的挑战。

我从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学到拒绝悲情。在我看来，拒绝悲情政治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隶属于迫害者和压迫者的不义并不足以建立自己的正义。敌手的不义并不能使我们的正义自明，反而，我们要思考自己的正义，明确自己的需求，我要什么，以及我将如何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其次，我不会让敌人的不义成为我内在的痛苦和压迫，而是尽可能地将其排除，避免让我的身体背负这些创伤。保持一种饱满、快乐、积极的生活状态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试图对不同的主张和选择做出判断，而是希望分享这种态度。问题不在于激进、温和还是保守，虽然保守可能是一种状态。激进派和保守派，左派与右派的差异，实际上都是由具体的历史背景所规定的。它们在相对关系中彼此确认，对激进派而言，可能存在更激进的分子，而保守派内部也可能认定一些激进分子。因此，如果没有历史结构的定义，这种命名只是标签或是无名化的手段。

我认为女性的自觉是一个关键因素。女性对于自身结构性的宿命以及我们所赢得的空间、选择和权利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如何使用和探讨这些权利。至今，我的许多美好经历都源自女性之间的情谊与支持。虽然我并不美化同性之间的关系，但的确有很多重要时刻是来自于女性长辈及同辈的帮助。而如何在共同的性别和命运下相互支持、携手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资格去探讨什么是女性主义，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女性主义。老实说，女性主义对我而言并非一种抽象的主义，而是我生命中最有力量的支撑，也是我思考和观察世界时最根本的视角。因此，我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并非出于对敏感话题的担忧，而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被抽象地分离出来谈论。当女性占据人类的一半时，所有与性别相关的议题都是人类和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联系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及南北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进行深入思考。

我对亲密关系的缺失和拒绝也是我近年来反思的重点之一。许多年轻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感到难以安放自己，尽管与上一代相比，我们不再受父母之命的束缚，但依然缺乏长久稳固的关系。我对此的思考与回应，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

在观察文学、电影等作品时，我们发现在社会的场域中，整体上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亲密关系，或者更多地表达出对亲密关系的拒绝。许多人通过行动来表明这种拒绝。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但仍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我认为，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网络生存结构的结果，人们感觉自己可以不需要他人，或者说可以通过屏幕在网络上满足与他人的相遇需求。经常听朋友们提到某个孩子整天不出门，也不说话，只是在屏幕前待着。我则回应道，他其实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远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没有真正出门，也没有与他人面对面交流，因为他没有遇到真实的个体和不同的空间。

与此同时，这种自主生存感或封闭感也让人们在与其他真实个体相遇时感到麻烦甚至恐惧。这是网络生存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这样的空间里似乎很难展开有效的讨论。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我们几乎全部生活在屏幕之间，将屏幕视为与他人、与世界的界面。这在结构上呼唤着一种自恋文化，像是当前全球流行的自拍文化。在任何美丽而特别的时刻，你都能看到人们举起手机，背对美景，面朝虚空以45度角微笑。这种情景无处不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因为我进入画面而被驱逐，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这种无尽的自拍文化使得我们将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视为我们个人的背景，而不再用眼睛去真实观察它。

自恋文化的表面现象反映出一种倾向，即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外界，而是回视自己。这与拉康心理学的“凝视”概念相呼应，即我是一幅图画，而当我们凝视他人时，实际上是希望寻找到朝向自己的一双眼睛。这种文化导致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无法接受亲密关系，我们想象亲密关系的唯一方式便是构建出另一个自己。最近，我注意到很多科幻小说都提到这样一种情节：一个人有情感障碍，无法与他人建立亲密联系，最终找到了一个完美伴侣，直到发现这个伴侣其实是一个机器人，而它内心的“核心”不过是自己。这样强烈的自我投射使他们感觉到无间的亲密和满足。此外，和中国持续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有关，导致许多人缺乏与同伴、兄弟姐妹及同龄人共同成长的机会。

这种独自在宇宙中心的状态造成了我们的内在问题。近期我在阅读临床精神病学者的作品时，他们观察到，当我们拒绝亲密关系时，并没有获得自由和快乐，反而是忧郁症等心理困扰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忧郁症的发生率令人震惊，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增长率在7%到13%之间。很多年轻人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记得有位学生在遗书的开头写道：“请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原本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进入北大读书，但在大一时选择了结束生命。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我身边一些笑容灿烂的孩子，也在几个月后传来了自杀的消息。这些经历让我感到无比痛苦，难以愈合。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需要他人，需要亲密关系。而当我们认为不需要亲密关系时，我们或许会生病，或者说这个社会本身就有了病。很多人拒绝亲密关系是因为不想付出代价，觉得太麻烦。

在这一年龄段，经历过友谊和亲密关系经营的艰辛，我们明白其中的复杂、委屈与代价，但同时我们也享受亲密关系带来的支持与给予。需要明确的是，亲密关系并不只是爱情或婚姻，它是一种更广义的理解，即在我之外是否有他人，世界上是否还有别人。近期我重读了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的《总体无限》，他身为犹太哲学家，在大屠杀的经历后，提出与拉康完全不同的理论。他认为，望向外界时，我们并不是为了看到自己，而是去发现每一张不同的面孔。

每一张不同的脸是他与您之间不可化约、不可抹除的差异。当我们看到这张脸时，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凝视，并因此得以认知和接受他。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数差异，他和我同样都是“他”的存在。这种社会性的丰富和情感的风潮可以战胜我们个体的孤独、脆弱。因此，对于我而言，亲密关系既是当下文化与社会的具体表象与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如何回应现代文明的挑战与全球危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探讨并努力改善的事情。

在北大的讲座中，我曾提到电影《西线无战士》，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那个黑暗的战壕里无情的杀戮。随着天亮，人们看到在阳光下的死者蔚蓝色的眼睛。这部电影的不久后再次被重拍，我认为其原因非常明确。这种重拍显示了我们面对现实的脆弱。这部片子重拍的理由显然与当前的俄乌战争有关，这场战争没有明显的非善恶之分，确实让人难以认同。各国之间因为历史的纷争，导致了人们在这片战场上陷入生死搏斗。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再次呼唤和平，对此我感到无力和苍白，但这样的祈祷依然是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虽然我们面临着如此遥远而巨大的问题，却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应尝试与他人建立关系，探索多种形式的亲密关系，而不是沉浸在巨大的自我意识中，认为自我中心化的幻象就足够包容当今复杂的社会。亲密关系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反思。对此，我会继续努力。如果有机会，戴老师去阿纳亚的海边感受一下，就会看到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种种表现：女生自拍，男生开玩笑。而这些小细节正是人际关系的展现。

同时，我想到哲学家韩炳哲曾提到过，如今人们陷入亲密关系的困境，这和当代消费文化的个人主义有密切关系。他提到“一切以我为中心”的环境，让我们在爱情中片面地理解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涉及的真谛在于接纳他人，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极具挑战的。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真心连接似乎更显困难。但是，我在几年前访问土耳其时采访作家帕木克时，发现他恰恰持有相反的看法，他坚信现代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求并未减弱，他们同样希望能追求更长久和深刻的幸福。

这似乎显示了渴求与现实之间的奇妙平衡。一方面，我们心底里仍存有古典的情感渴望，另一方面，却被无限的选择和迅速的判断所困扰。我们可能在快速的沟通中失去了对情感的深入探索，这种现象引发了焦虑和不安，也许这正是当代人面临的亲密关系上的困惑。感谢大家的倾听，对不起，时间似乎快到了，希望接下来能与各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我大概就是因为像刚才义军所说的那样，想到这个词境时，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宫斗，然后我将我的贫弱想象往前推，觉得或许就是办公室一群女雇员在努力取悦男上司。对此，我的联想似乎只能局限在这一点，所以在我看来，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涵或变化。此外，我觉得这个朋友问题的第二个层次涉及到双重标准。我常将其表述为：我们的父母既希望女儿成龙，又希望女儿成凤，然而我们却需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期望，实在令我们倍感为难。

在很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班级中争当最优秀的学生，接着在高考中胜出，进到最好的大学。可一进入大学，父母又开始催促我们：“有男朋友了吗？什么时候嫁人？”等到嫁完了，父母又追问：“什么时候要孩子？”这就是我们普遍的经历，而关于这种双重标准的状态如何破局，我想我只能说，首先我们得回答自己。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社交场合，选择退出就好了，让那些莺莺燕燕去参与吧。如果真的如此，在这种情形下我可以坦然自若地性别中立，作为一个职业人专注于本职工作，无需感到不平或轻视他人，谁愿意参与谁就去参与吧。这是他们的选择，因为就像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靠嫁得好而改变命运的女性，她们的甘苦自知。

近期有一个新闻引发了讨论，关于那个坐在宝马后面哭以及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事件。当时我表示，那个女孩因哭付出代价，她自愿选择这种情绪，对我来说并没有问题。记得我和一位比我年轻的女孩子讨论这个问题时，她的回答让我震惊。她说，今天如果坐在自行车后面就不可能笑出来。我感到震撼，因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有人坐在自行车后有人坐在宝马后，而在于如今大家都得自己骑车，带人骑车已不再是常态。我觉得这种判断才是可悲的。很多人以为没有其他选择，如果坐不进某人的汽车后座就只能失去快乐，这显然是不对的。同时，我也相信，愿意参加这些社交活动的人，他们自知其甘苦，不必以为他们没有主体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强势主导的游戏虽然存在，但我们始终有拒绝参与的权利，当然这种选择是有代价的，我们必须准备承担。

谢谢戴老师。接下来的问题是针对周一军老师的。他提到，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使在讲座等活动中出席的男性学者或老师，基本上都是素颜出现，而女性学者普遍会化一个精致或者素雅的妆。如果这出于礼貌，那为什么只有女性会如此尊重这个礼貌规则？如果这仅仅是生活习惯，那我更不明白为何每位具有不同思想的女性都能适应这种习惯。周老师，请您谈一谈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明显的现象，戴老师没有化妆，而我化妆更多出于习惯，尤其是经常在电视上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化妆品的代言人是男性，绝大多数男性出现在节目时也都会化妆。我注意到，化妆的要求因人而异。还有，美容和医美行业的从业人员指出，男性和女性的用户比例基本一致，男性在奢华护肤品上的消费群体也非常庞大。因此，我不大接受这样的观点，我并不认为化妆是一种必须适应的礼仪。如果不愿意，完全可以选择不化妆。我从来不化妆，这并不是值得赞美的事，或许只是因为我懒。但我也希望自己能更好看些，只是我不愿意为此付出时间，经过性价比的计算后，我决定不化妆，这还是个体选择，并无太大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有关在一些争论中，常有人说女性主义或性别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本质上都是阶级问题，只有阶级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性别问题。请问，两位老师是否会认同阶级高于性别的说法？我主要想请大老师来回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议题。有篇著名的女性主义论文提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不快乐的婚姻是因为性别和阶级问题都是总体论。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阶级问题其实是性别问题的一部分，而在阶级论的立场上，则会认为性别问题本质上是阶级的某种呈现，甚至有人会坚决指出所谓的女性主义者所谈论的性别问题，其实只是中上层阶级闲来无事的无病呻吟。因为广大的劳动女性与劳动男性的命运并无二致。总之，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站在哪个立场上。在我的整个青年和中年经历中，我始终认为，社会关注和批判的主要轴心是阶级、性别和种族。

在20世纪，这个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三大主轴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实践案例。我依然坚持这一观点。不过，近年来，随着对好莱坞和奥斯卡的激进化讨论越来越高涨，所谓的政治正确（PC）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也愈发显著，我才意识到我在这一领域的一个巨大盲点：在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脉络中，阶级这个维度被忽视了。目前讨论的三大主轴是性别、性向和种族，而阶级的缺失让我感到需要将其重新引入讨论。并不是说阶级比其他维度更重要，而是强调其同样重要。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大致如此。

接下来的问题是想请教戴老师，传统与现代观念并存，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也很大。比如，现在不仅有保守与进步的对立，还有温和女权与激进女权之间的争论。能否谈谈您对这一女性内部分化现象的看法呢？刚才已经回答过，但如果您有补充可以继续。好的，那我们接着下一个问题。

回看过去，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哪些经验被遗忘了，哪些又特别需要重新拾起和利用呢？请两位老师谈一下。大老师，您先来回答一下吧。其实，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并非跟随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脚步，或者说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表达有不同的重点。我认为，面对今天，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回望20世纪，清算那段历史的债务，并启动其遗产。德里达指出，继承人的首要工作是清理债务，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当今现实中，清算20世纪的历史债务似乎是某些人倡导的，而救赎20世纪的历史遗产又是另一群人的使命。我认为，这两项工作应该是统一的。

女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全球性运动，实质上是在20世纪形成的。就中国而言，我必须指出，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上的女性解放程度曾经是全球前三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便是婚姻法。在那个历史阶段，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走在了前列。我认识一些东亚的妇女运动领袖，他们也告诉我，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在修法时都曾首先参考了中国民法中涉及性别的相关条款，但对外宣称时却不得不寻找一个欧洲的借口，因为冷战的背景使他们不敢直接承认是在向中国学习。最近一次我看到，中国在国际妇女总体状况的评估中大约排在第七十位，这一数据本身就表明了历史中有太多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回收的内容。

不仅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我们的母亲这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应该被重视。因为在如今的国际旅行和交流中，我愈发意识到自己曾经历的解放情境以及制度赋予我的地位使我与他人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例如，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一些女学者询问我是否一个人来台湾，我回答是。她们诧异问我如何与丈夫沟通，而我仅只是告诉他我要来台湾。稍后得知，台湾刚刚修订了从夫居冠夫姓的相关法律，这让我意识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我一样，内心仍然被传统观念所束缚。通过这次经历，我强烈感受到历史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以及今天与年轻朋友们的差异。

在审视中国历史时，我们发现有太多被忽视的东西，尤其是像秋瑾这样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之母的女性革命先锋，她的故事虽被提起，但作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开创者的角色却鲜有人讨论。我直到很晚才读到她提出的口号：“争女权，争女学，此头可断，此拳不可无。”这些都表明，在讨论中国历史的重要变革时，我们应同时注重女性革命先驱者们的奋斗与贡献。

他们的努力让我感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好奇。你们知道吗，秋瑾能够到日本求学，完全是因为她丈夫富济东营出资资助她的。然而，她在入狱之后，临死之前都没有给丈夫和儿子写过一个字。这个女人如此无情，如果换成是一个男人，我们可能会称赞他为“大丈夫”，视其为豪迈的气质。因此，我认为，一方面，这反映了某种意义上的男权重新兴起，或者说是男权表述的形成，并没有得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知的不同叙述的回应。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其实对历史也并不真正了解。除了生活在自我封闭之中，很多时候我们被禁锢在当下的历史中，更多的是把历史视为一种知识，而非曾经鲜活的生命。我们过去经历的、与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成为了一种被忽视的连接。我常常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们整体仍是这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变革红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的受益人。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的历史中蕴藏着许多值得我们反思和重新启用的元素。具体来说，哪些元素值得讨论，我认为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我说的有点多了，谢谢大家。

我想稍微补充一句，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遗忘了先辈们为女性权利所作的努力，但这一段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依然非常重要。大约十年前，我去采访阿拉伯之春，探讨这一变革为何未能引发深层的社会变革，很快就失败了，大家对此有诸多讨论。其中，我注意到著名的非虚构写作者何伟去埃及时，写到了一个中国女老板的故事。她在一家小店铺中描述自己如何与阿拉伯男性讨价还价，成功将那些光顾却不买的人赶走，表现得十分强悍。何伟指出，埃及社会中，女性的经济参与权极低，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女性无法平等参与经济活动与社会建设，这个社会就不会真正发生改变。相较之下，他认为中国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我也想提到，尽管我们正享受着这些红利，但有一件事情也许在座的女性朋友们会有所感受。与男性相比，我们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紧密。无论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身体痛苦，还是每个月的生理周期、生产等，都会让我们与自身的身体保持更亲密的联系。在这样一种现象下，我们常常接受来自外界的凝视，例如最近看到的新闻，有个女孩因为染了粉色头发而遭受大量网暴，这都是由于我们与身体的关系太近。前不久，我阅读了一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碧经记》，她生动而快乐地描绘了女性身体随着年龄变化的故事，令我惊叹。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巧妙地表达这些，我唯一闻及的男性作家，却往往描绘的是一种与年龄抗争的斗争感，而非愉悦。我想，这或许反映出我们在情境和视角上，确实与自身身体关系的密切，成就了如今的处境。

顺便提到，台大的张晏洪教授在一篇幽默的随笔中提到，男人常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但女性可绝对做不到将丈夫当作衣服，因为衣服代表着亲密。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我想提问戴老师。身边的亲属女性，尤其是母亲和姐姐，即使在没有性别意识觉醒的情况下，平常的交流也常常引发性别话题的矛盾。例如，戴老师提到奉献的女性，妈妈会说“我的婚姻解决不了，生活也不幸福”，而姐姐则强调尊老爱幼，总想关爱、奉献甚至控制。请问戴老师，您对解决这种困境有什么建议或解决办法？这种把爱转变为侵犯或者权利的现象，在我们中国的亲情文化中显得尤为突出。与美国那种个人主义社会相比，在这里，直接说“离我远点”是几乎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状态。我自己经历过大龄单身女性，不快乐的经验非常沉重，尤其是周围的人以爱的名义给你介绍对象，去相亲让人感到无比压力。每次相亲就像是忍痛割爱，令人感觉到贬低，十分不适。而这让我想起胡适先生所说的，世界上两件最丑陋的东西就是为了学位的论文和为了婚姻相亲。相亲是更为直接的体现，我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感受到的痛苦难以言表。

将来如果我真的只有一个人在世，死了也无法闭上眼睛，这种经历我也有所体会。在回忆与反思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之前的回答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认为针对这些问题，更好的办法是去感受他们的爱，也就是他们对你的爱。他们所表达的情感其实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和爱，因此对于他们尝试以爱达成的侵犯和干预，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换句话说，他们的建议如果你不想接受，也并非如此重要，毕竟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内化了他们的思维逻辑。在他们催促的时候，正好触碰了我们的痛处，才让我们如此不舒服，进而产生困扰。

如果有可能，我现在在这里说这些确实显得轻松。也许我们可以去体会他们的好意，那些建议其实是出于对我们的爱，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这点你内心自有明白。回应他们的爱，给他们一个微笑。我记得曾读过一些实用的女性主义书籍，其中有一段提到如何面对暴露狂，建议用微笑来回应。我认为这是对的。你可以找到那首由顶楼马戏团创作的歌曲，它专门讲述这一主题。我在这里不便详述，大家可以去听听。最终，那个上海女孩用上海话回应了暴露狂，而我的想法是，这只是让对方失望而已。

当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建议其实是出自于对我们的爱时，我们真的可以回报这份爱，而不是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那样的代价，对他们而言并不足够，对我们而言也难以承受。对于男性而言，有时也会处于类似的困境，但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应对，反倒不如我们积极学习如何去应对更好。接下来，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两位老师能够给予指导。他提到：为什么要用引号来强调某个词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自述他一直在纠结是否要抚养孩子。尽管未婚且没有伴侣，但在面对外界朋友的劝婚和对日常环境的不满时，他不得不考虑组建家庭和生育的问题。对此，我最近和一位年轻女性朋友散步时，她也表述了类似的困惑。在讨论到是否要结婚生孩子时，我首先问她当前是否有男朋友，若没有，或许可以等一等再讨论。对我而言，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她正在欣赏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浪漫化成分可能会让她在真要做决定时感到失去理智。因此，我意识到，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庭或生育，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个人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事物。就如罗欣老师之前讲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关系，张文英老师谈到的iPhone与小米手机的对比，展现了不同的服务对象，实际上这也说明了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视角，来审视周围的事物。正如戴老师在讨论电影时提到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电影”，而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去欣赏和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培育一种意识，来审视自己的立场与角度，从而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做出选择。

谢谢周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位男性提问，提出男性并不一定是重男轻女，而是普遍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感觉。他提到，这种感觉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选择了保持沉默，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是否应该被教育呢？因为在性教育和性侵犯的背景下，女性从小就被要求保护自己，而男性却很少教授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因此，女性的现状是否与男性缺乏教育有关呢？对此，我想从两个层次来回答。首先，我们的社会总体上确实是一个男权社会，这种男权结构不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与那些研究性别问题的朋友在交流时，不必每次都对男权感到悲愤。现实就已是如此，我们理应接受这个根本的结构。

在讨论创作的新意与方法时，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种发现和新的状态。最近，我从上野老师的书中学到了一个新的词汇，除了“辞敬”，还有“男性凝视”。这一概念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罗拉·莫尔维提出的，至今仍然是电影的基本视觉结构。如果有人认为“发现男性凝视”的概念是无意义的，那么这可能会对电影的感受产生消极影响。事实是，几乎没有一部电影能完全排除男性主导的凝视结构。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前提，认为男性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或强势者就完全无法理解女性的经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古至今，我们有“香草美人”的比喻，这种自比女性的传统在男性书写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常常将权力关系比拟为妻妾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前现代中国文化中，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同构使得男性感知女性所经历的压迫和艰难成为可能。因此，这种文化传统在当代男性的生存中仍有其重要性。我相信，男性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并非完全无法体会女性的社会遭遇和命运。在另一方面，我认为男性群体也需要意识到，自己所认为的强势地位或既得利益，其实也可能隐藏着自身的压抑与脆弱。许多不成功、温柔的男性也在遭遇着各种压力与困难，他们的经历或许可以反过来促进对这种压迫的反抗。

在谈到性别教育时，我也认同加强社会性别教育的必要性。这种教育不仅仅是让男性更自省，还包括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性别自觉。观察到许多女性缺乏必要的性别教育，并非是让她们被动遵守社会期待，而是帮助她们意识到自身在两性生存现实面临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反抗压迫和歧视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对人类这一整体的理解与尊重。人生理卫生教育的区分显然应该被替代为更加全面的性别教育，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性别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因时间关系，我们的问题就到这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