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02.熬过就业冰河期的日本年轻人，去哪里寻找幸福感？| 串台轻刀快马

今天特别开心，回到上海的时候能够和青涛快马的傅宇录一期串台。你知道我最早是从哪里知道你的这个节目的吗？其实并不是通过某一期节目，而是前几个月有一个网友发了一条微博，然后被我的朋友看到了，截给我看。他说“青涛快马的傅宇、起猪楼的大卫翁，还有一个全球经济漫谈的猪谈，难道你们三个是同一个人吗？声音怎么这么像！”聊的领域也有点像，然后朋友发给我这条微博，我就很好奇，决定听一听。之后我知道他讲的“全球经济漫谈”肯定跟我差不多，而“青涛快马”聊的是什么呢？我便去听了你两期节目，原来你关注的是年轻人世代之间的话题，这个我特别感兴趣。此外，你还讲了许多关于日本和韩国的相关话题，因此我就一直听了很多期。上次听你和备忘录的那期节目时，谈到了待机问题，让我非常有感触，所以当我得知自己回来时，就立刻想到了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这些相关的话题。

是的，按照惯例，我们来串台时，肯定要先商业呼吁一下。不过这真的不是商业胡扯，大家可以去我在小宇宙上喜欢的节目列表中查看，最近我还特别喜欢你讲“团地”的那一期。我一直觉得我们谈论日本时，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年轻人的相关议题，常常都是非常宽泛的。因此，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因为我们讨论这些经济议题时，选择一个小的切口去切入，然后在这个具体的切口中讨论更大范围的社会变化或文化变迁，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感触。除了声音相似，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们在节目的审美趣味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你一提到来串台，我就特别兴奋。

因为刚刚傅宇提到“小的切口”，我此刻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充斥着许多宏大叙事，因此我在聊关于日本的事情时，也很喜欢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入手。但是如果我们去做资料，比如“团体”这一期，就能挖掘出许多有趣的内容，能联结起历史和时代中的人们思考的问题等，虽然我们谈论的是具体的事情，但这仍然能够引发对更大社会和文化的深入讨论。对于我这样理工科出身的人来说，这样的逻辑线很容易追溯，因此谈起来会比较舒服。我特别喜欢那期节目，傅宇的节目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除了你那句“你可别哭”，还有近期关于性萧条讨论不同代际对于亲密关系看法的节目。虽然那期可能在评论区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我觉得，留言区的评论总是有趣的，因为你能看到人们对你表达的不同想法。只要那些评论不是完全情绪化，甚至无意义的，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视角和思考。

我和大老师讨论之后，想要在形式上稍作设计，所以我们不是随机寒暄，而是各自准备了两个问题给对方。我先来问你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股市，比如日经225，今年再创历史新高，终于突破了4万点。我看到很多报道说，日本的年轻人跑步进场去开户炒股。这一新闻在今天来看，以及我们录音时的时间点，确实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表面上在谈论日本，其实可能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的情况。你在日本生活，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身边的朋友，你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真的很多吗？真的就像我们国内看到的报道那样，有许多日本年轻人可能之前完全不相信股市，认为那是骗局，但如今却突然信心满满，跑步入场，这一情况真实吗？对于傅宇提到的问题，我第一反应是，无可避免地又绕回到了投资理财的话题上，这确实是个热门，那些关于投资的讨论在当前社会也越来越热。

我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标题为《当一个普通日本人决定开始买股票》，其实得到了很多反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和一个为数不多的日本朋友聊天时聊到的。他原本对投资理财完全没有概念，每天只喜欢爬山，着迷于挑战日本的各种名山，立志要把百名山全部征服。这位四十多岁的朋友，算不上年轻，但在日本社会中，我们仍然将他归为年轻人，因为他未婚，独自养了一条狗，有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等。就在有一天，我与他共进晚餐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准备去买股票了。”这让我大吃一惊。于是我们开始讨论相关事宜。他当时给出的解释让我觉得，正好代表了许多日本年轻人的心态。

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经历了近三十年没有通胀的时代，这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对钱贬值的概念并不深刻。他觉得自己挣了多少钱，这些钱在三十年后还是这样的数目。因此，在日本，许多所谓的理财书籍或者教你如何为将来养老的书籍，大多建议储蓄2000万日元，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人民币100万，按当前汇率计算。书中提到，只要攒够这个钱，就可以安享退休生活。接下来则逐步教你如何储蓄，比如减少开支等。但大家都不会告诉你如何进行投资，因为日本的利率一直很低，所以理财产品如债券和基金的回报都非常有限。

日本股市也给人波动的印象，因此日本人虽然知道如何攒钱，但却缺乏投资理财的意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去年，实际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去年，日本首次迎来了肉眼可见的通胀，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间，大约是2014年，那时的自动售货机上一瓶水的价格大约是100日元至110日元，而今年再次回去时，看到的价格已上涨到150日元，这种直接的刺激对日本人来说非常明显。此外，电费和水费也在上涨，生活开销相比中国本就较高，现在更显得更加昂贵。

就比如，吃碗拉面，之前1000日元就能吃到丰盛的一碗，现在要1200日元。可以说，日本人首次体会到了我们中国人多年来所经历的现实：如果不理财，手里的钱将会贬值。为此，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推出了一种叫NISA的账户。通过这个账户购买股票，可以免除资本利得税。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本利得税是常见的，无论是股票收益、基金收益，甚至利息，都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税。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然而，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设计，只有富人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投资。

此外，收入越高交的税越多，而进行投资时反而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惠。日本政府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妥善规划自己的养老问题，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NISA账户的出现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开始投资股票。我朋友也在我的鼓励下去开户买了股票。几个月后的我再询问他投资的情况时，他却告诉我：“我已经卖光了。”原因很简单，他发现这种投资方式并不适合自己，不太懂股票的操作。他决定放弃股票，专注于当下的生活。自从开始尝试炒股后，他发现自己花在这上的精力太多，影响了他原本的生活，他意识到通过股票并未能赚到多少钱，因此选择了放弃。

接着我问他：“现在忙什么呢？”他说他正忙于研究JR（日本铁路公司）新开的银行业务。如果办了铁路公司的银行卡，可以领取一些优惠券。他平时就喜欢爬山，常常要乘坐铁路，这样的优惠对他来说非常实用。目前，他的重点就是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这个制度，获得更多的优惠券。

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个例。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在国内所谓的日本年轻人跑步进场，包括他们讨论中国年轻人在跑步进场的现象，其实都带有夸大和文学修饰的成分。我们可以去观察身边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在真正谈论这个事情，有多少人付诸行动，可能远没有媒体上所描述的那么夸张。这背后有许多原因，等一下或许可以慢慢聊到。但就这个问题的回答而言，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日本人对资本市场实际上是非常抵触的，或者说从根本上认为这个市场是不可信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差别。中国的市场一旦稍微好转，人们似乎都会觉得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多年来未见的机会，我一定要握住。这样的底层逻辑，其实两国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不确定是否有明确的结论，但在我看来，我观察到一些看似矛盾或两难的迹象。前段时间看到一份日本投资信托协会的报告，比较了90年代、21世纪初和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不同世代之间的资产规模。发现经历了就业冰河期的那一代，自90年代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其资产无论到何种年龄，都比更早进入市场的同龄人少。这一点很好理解，但我们还要知道，日本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造成了许多困扰。无论是非虚构作品、访谈还是调查数据，我发现日本年轻人以及稍长一些的人的主要问题是养老问题。指望基本养老金或个人储蓄来应对养老现状似乎不太现实。根据那份信托投资协会的报告，养老金的问题或个人养老的挑战将是日本社会必须面对的。在年轻一代手中掌握的资本更少、财富更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投资意识方面的表现也显得更加消极和负面。

这就变成了一个两难情况：一方面，他们的财富较少，另一方面，如果不参与资本市场，在这个金融化的时代，如何应对养老问题？这让我觉得很难。在日本，年轻人似乎不太考虑很远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日本老年人工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样的工作不一定是正式员工的角色，但有很多方式让年长者在60岁、70岁时仍能找到工作。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当下享受生活，而不是为了未来攒足够的钱。有很多人可能会抱着这样的想法，认为等到老了再去考虑老年的事情。

我想抛给富宇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投资理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学者，目前在读博士，之前也有工作经历。我很好奇，你们90后是否有感受到时代红利，现在如何看待投资理财的问题？关于自己家庭的投资情况又是怎样的？其实我一直在思考，90后到底是否享受到时代红利，这个问题很复杂。评价自己、评判他人、批评其他代际总是相对容易。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90后与95后相比，或许在我们毕业时，买房仍被视为可行且必要的事情。我2018年毕业，硕士毕业时，相信我的同龄人也是在16、17和18年间。那几年经历了一轮价格上涨与去库存的过程，大家都在挣扎，是不是努力就能上车。我也不确定这算不算享受到了一点时代红利，难以评价。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并不是一个擅长或投入很多时间学习投资理财知识的人。我和我的家庭的做法，其实与我的分享很一致，就是不断修复资产负债表。

因为在那几年里，大家的想法还是认为房价会永远上涨，同时30年期贷款是普通人能够获得的最低融资成本。所以在条件允许时，我们都认为应该贷款。我觉得那几年大家的想法大致是这样的，一直到疫情之前，许多人在这方面都抱有相似的观点。

当然，现在想起来，那段经历恍如隔世。确实，在那几年里，我也无法避免俗套，毕竟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智慧能够跳出来，以清醒的状态看待问题。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也上了很多杠杆，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如此。我记得你在节目里提到过，你甚至有买车等消费。这是因为当你顺着这种思路思考时，如果你真的相信某种逻辑，或者没有提前洞察到时代的变化，那么你就会在那种氛围中感到“既然房子是这样，那车和车位是不是也一样呢？”

坦白来说，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我甚至安慰我的太太，告诉她，不要觉得提前还贷是亏损。你换个角度想，提前还贷不就是买了一个年化4%的理财产品吗？这其实很不错。因此，这几年我确实没有什么投资行为，但提前还贷的步伐却相当频繁。这种做法给我带来了心理上的安宁，因为当我看到贷款余额不断减少、每月还款额也随之减少时，心里会有种充实感。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尽管我炒过股，经历过不少波折，但我能够理解你提到的那个日本朋友的感受，心神不宁来得如此真实。道理我都懂，没有必要频繁操作，但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中，信息不对称、技术局限等因素使得人们难以控制自己。投资股市就像画画、唱歌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决定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与适应性。

当然，投资与其他领域不同，你可以通过时间的积累去磨练自己的投资技巧。我们常常提到经历0708年、1516年等多个市场周期后，回到市场时能够波澜不惊。但值得思考的是，是否真的值得花费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一领域投入巨大精力，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的选择。在当今时代，像傅老师这样修复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普通人在面对现状时做出的常见且合理的选择。我也不确定我们拿去投资是否能够有年化4%的回报，因此这种选择本质上是理性的。

在讨论信心这一话题时，我们常常提到一个合成谬误。当每个人都做出对自己而言最合理的选择后，汇聚在一起却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经济问题，尤其当所有个体都在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时，整体经济必然不会如往日繁荣。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多年前，信心并不是个热门话题，大家普遍认为这是虚无缥缈的事务，追求金钱与回报才是实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信心对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它并非虚无，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行为。你对未来有信心，它就会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在你对日本的观察中，大家提出的关于日本失去的20年、30年的话题，似乎伴随着对信心的讨论。你认为这种变化在社会层面上真的存在吗？首先，信心这一话题真的是非常有趣。当一个社会充满信心时，人们反而不会热衷于讨论信心，因为当大家都在讲这一话题时，说明信心缺乏。

比如说，十年前，工作了十多年的我们都在忙于各自的事业，没有人会去关注“信心”这件事。那时候，就像人们的身体状况一样，平时腰不疼的时候，自然不会去关注腰部的存在。只有当发现某种不适时，才会引起重视。回到日本，像日本人提到的重振信心，也是因为在90年代开始缺乏信心后才逐渐出现的。

而我在日本时，看到许多七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发现那个时代的人们意气风发，热烈讨论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大事件，气氛是如此不同。

那个时候，你不会思考信心有没有，或者如何过好自己的一小日子。近年来，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那么，最近这几年是否有改变呢？你可以肉眼看到，整个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变化。例如，你会发现日本的房地产通常是一个个小楼宇，每栋楼都有一块块的私有地。最近两年，我明显发现，例如联仓街或东京街头，那些被圈起来表示“我这个地方要开始盖楼了”。因为原来不盖楼的时候，通常是停停车场。停停车场就像我们玩大富翁一样，当你不确定该不该盖楼时，可以选择建停车场，车子进来就能收费。这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现金流。而现在，这些停车场都被拆掉，要开始盖楼。这意味着开发商对这个地方觉得存在机会。

这种变化在资本市场上反映得也很明显，许多与房地产相关的股票都表现良好。然而另一方面，你会在许多日本人节目中发现，他们对当前市场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觉得现在就是泡沫的顶点，东京的房价特别高，是不可持续的。从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甚至是一些从业人员都持相同观点。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从去年到今年，东京的房价又上涨了20%到30%。信心的恢复非常困难，很多人依然心存怀疑。例如，一套原本售5000万日元的房子，涨到7000万日元后，许多人就认为这是泡沫，认为终究会回落。这样的观念形成与三十年持续的思想有关，而不仅仅是三年五年。

有趣的是，去年与朋友聊天时，我发现他居然对不限购的房地产市场毫无概念。他不知道在中国，像北京、上海的房子曾经是开放给所有人随意购买的时代。在这仅仅十年间，也难以想象未来可能会再次回归这种状态。可见，仅仅是几年的限制就足以让一个人形成这样的思想。因此，失去信心后，想要重新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可能要经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漫长过程，才能让普通人再次产生信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修复基本面绝对不是三天能实现的事情。就像生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确实是这样的。最近我看了一篇很火的文章，讲述了七八年就会忘记曾经承受过的苦难。我觉得确实如此，尤其是大家往往以后见之明来看待过往，时间的长短会导致我们对某些记忆的模糊，因此我们建立起的信仰，比如“金户永远涨”或是“中国经济一定会持续向好”，这个信心的建立过程也并非是一年两年，而是可能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回到过去，你会发现许多人一开始也不相信上海房价会继续上涨，但一年后、两年后仍在上涨，仍然不相信，但最终又得以印证，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因此，今天修复信心的过程也并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我们刚才谈到了日本的情况，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没想到我们聊了这么久才进入第二个问题，还是热身的问题，还没有进入正题。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尽管我们都在讨论日本，但实际上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中国的情况。我不知道在你定居日本后，长期生活下来，对你再次回顾国内的变化——无论是政策、财经新闻，抑或是市场的一、二级市场变化，大家情绪的起伏，会有怎样新的视角或观点的变化。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一方面，我在日本的时间还不长，仅有一年多。我的信息接触大多依然是中文的信息圈。你知道，现在海外华人最依赖的其实就是小红书，大家常常用它来搜索各种信息，尤其是日本的信息，但更多的时候是获取中国的信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并没有太大变化，世界还是那样。但确实有一些变化，比如我能看到更多的外媒对中国的看法。在国内时，我们常会看到外媒的评价，但那始终是非常片面的。因为首先它都是二手信息，第二你不知道经过了怎样的筛选，它可能截取了中间的内容，甚至一段视频中的几句话便作为一个观点，但实际上与其原本的意图可能相去甚远。只有真正看到原汁原味的上下文，才能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

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有很多，尤其是理解中国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亲身出国来实现这一点。事实上，即使在国内，如果你想以某种方式体验国外的生活，甚至让自己感觉像是置身马尔代夫也是可能的。然而，确实在国内进行这样的尝试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通常会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信息圈中获取资讯。你觉得呢？我有一个问题想临时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某个信息或新闻，令你惊讶于国内的报道与日本等国的看法截然不同？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当前中国市场刚经历了一番过山车行情。在海外，这一动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恆生指数突然成为了今年涨幅最大的指数，中国市场瞬间成了全球焦点。我在想，这是否恰好反映了你的疑问？作为中国人，我很清楚自己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深知其中的原因，与此同时，海外媒体和公众的视角却是另一个判断。当他们看到国庆期间的热闹场景，可能会认定中国的消费市场回暖了，而我们其实早已对此司空见惯。

这样的信息交流无形中引发了误解，如果我们只选择性地看到冰山一角，那么即使之后看到不同报道，也很容易怀疑那些信息的真实性。这让我反思我的日本朋友，他们常常会问我，去中国旅行是否会被夺走手机，或者是否有人在审查我的行李。这不仅是我朋友的疑惑，许多在日本生活的国内朋友也会有类似的担忧。这种信息的差异和误解是多么巨大啊。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的最大感受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愈发需要全面、立体地看待许多事物。最近，有一则热报引发了广泛讨论，内容是关于一款视频平台的码率被人为压缩，导致用户误以为自己在观看高质量视频。的确，如今所谓的4K视频与以往的1080P几乎没有实质差别。评论中提及，背后的原因是，流量的高成本是运营商在构建网络时不得不参考的因素。这使得视频平台无法向用户提供真正的优质体验，问题的解决没有那么简单，单纯归结于“坏人”的说法并不准确。

最终，我们才会意识到，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在于如何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们在前面讨论第一个问题时，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而在第二个问题上，我同样感到存在这种困惑。其实，今天我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效率确实在提升，但似乎在这种信息丰富的环境中，人们对于获取信息的冲动却在减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要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或是寻找可以表达自己想法的“替身”。最近我感到抑郁，也许这是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傅宇说的这个逻辑还挺有趣的，也是我等一下要问傅宇关于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问题的一个影子。想先回应一下你的想法，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不如只关注我想知道的那一部分。请不要告诉我那么多有的没的，因为分辨这些信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累的事。即使我能分辨，但也不知道事情会不会有个神转折，亦或再一次翻车。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回想过去，比如十年前、二十年前，当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时，信任一个媒体或相信一个比较官方的说法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也得不到其他信息，在那种情况下，或许会更幸福一些，虽然这是打引号的幸福。然而，知道的少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幸福，因为事情本身就过于复杂，干脆简化处理。在投资方面，尽管我不想以此做比喻，但确实如此。如果你无限考虑一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可以分成一百个方面，最终会陷入二难的选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投资者，你需要把握住一条主线，理解市场最看重的主要逻辑，然后专注于此，不必考虑太多其他因素。

我想问傅宇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最近听你和备忘录几期节目时的感受，尤其是我今年的年度单辑中，连续两年都提到袁长庚老师的节目。每次听他的节目，我都有一种被打开的感觉。袁老师是我的同龄人，和我差不多年纪，但他长期观察年轻人，以人类学教授的视角研究这个时代的现象，这给了我许多启发。最近我还跟95后的助手Siri录了一期节目，我特别好奇她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包括她怎么看待年轻人时常提到的“尸体温暖”等说法。因此，我想了解傅宇你长期关注代际问题，你现在在学校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看待快乐和幸福？他们从哪些事情中寻找这种感觉？我知道这些可能不是宏大的事情或者远大的前程，而更细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分享一个数据给你。大约在十年前，我们每隔几年会对大学生进行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问一些固定问题。一直以来我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经济走向怎么看？对未来政治经济社会的走势整体上有信心吗？是认为会越来越好吗，还是相对悲观？这种问题我们持续不断地询问。同时，我们还问另一个问题：你认为个人的发展怎么样？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想要的生活？这其实反映了宏观层面的信心和微观个体的信心。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将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在2015年进行调查时，发现大家对国家和个人都很有信心。2015年是个正常的年份，大家都能想象那个火热的场景及时代气息。

到了202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对国家的发展依然充满信心，但对个人的看法则开始转为消极和悲观。因此很多人不理解年轻人的变化，觉得他们突然变得提不起劲，甚至显得消极。其实，这并不是说年轻人突然产生了这样的状态，而是自2020年时就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今年我们仍在收集数据，虽然结果还没有看到，但我想今年的数据可能与2020年会有区别。讲到这里，我认为202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尽管人们对未来有很多焦虑和不确定感，仍能以某种方式安慰自己，认为时代的潮流依旧向前，留在这艘船上就没大问题，或许未来会更好，就像我的父母那样。那时，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套叙事度过眼前看似糟糕的现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如果未来的趋势朝着大家想象的方向发展，之前那种依赖于美好未来的希望就不再适用，面对艰难当下的现实，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应对方式。

刚才大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今年轻人感到焦虑的现象，我们都非常了解。在这个背景下，年轻人是否仍然感受到幸福的时刻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年轻人感受到幸福的时刻其实一直是相似的。不过，今天这些幸福时刻显得格外珍贵。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来这里的路上也在思考。十几年前，我在本科时感到幸福的时刻和现在并没有太大不同。比如，和朋友见面喝酒，或者一起去看展览，欣赏一些很棒的作品；再或者一起打球、运动、游泳等等，这些事情都会让你感到快乐和幸福。与喜欢的人和朋友在一起，聊着聊不完的话题，这种感觉从未改变。

然而，今天这样的简单幸福对年轻人来说，成为了帮助他们暂时逃离那种蔓延的悲观情绪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特别妙的比喻：当你腰不疼时，你意识不到腰的存在；同样，当大部分时间情绪还不错时，你不会觉得这些幸福的瞬间有那么特别。但如今我们发现，这些微小的幸福时刻极其值得记录，无论是拍照发小红书，还是分享到朋友圈。原因在于，在更长的时间段里，悲观情绪确实一直存在，所以我们一直在探讨幸福感的来源。

关于幸福感的话题，傅宇今天找我也是为了聊这个重点。我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嘉宾，最好是从不同的领域来讨论幸福感的话题。因为幸福感是一个很老、很容易引发讨论但又非常空泛的话题，我想将它限定在特定的时间段和人群内，比如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失去的二十年”或“就业冰河期”。在这样的氛围下，绝对会有一些人过得相对幸福，能够体验到积极的情绪。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能够在这种环境中找到幸福呢？

我想和你聊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昨天简单聊过后，有一点让我感到意外：本以为你会讲一些关于投资理财的故事。可是在日本，不动产投资、股票投资等话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几乎不会出现。尤其是在我接触的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群中，很少会提到这些事情。我想从一个最基本的点切入，随着我在日本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觉得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底层思维非常不同。这两个民族的相似度远低于我们与西方国家，如美国人的相似度。日本人是一个特异的民族，这种特异性导致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界限。

但是在生活方式上的借鉴可能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年轻人的一些特质与日本人越来越接近。例如，日本有一个叫“羞耻文化”的特性，在公共场合中，他们会有强烈的羞耻感，首先是“我不能麻烦别人”，与此相对应的他们也不希望别人来麻烦自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种观念比较稀缺。过去，中国人提倡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大家庭互相扶持等，但如今的中国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似乎也开始有了类似的想法。与此同时，我在日本会觉得如鱼得水，生活中最好不要有人来烦我，我也不会去麻烦他。

在公共场合，我会非常遵守纪律，接受各种规矩。日本人常常形容自己是“昆虫社会”，“昆虫社会”与欧美的“动物社会”形成对比。这不是我从书中得到的知识，而是我从许多节目中听来的观点。最典型的昆虫就是蜜蜂，代表了合作与规范。

日本人认为自己就是奉献第一，他们非常注重集体的荣誉感，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集体。因此，他们的行为常常体现出集体的意识。我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故事。在日本的大地震之后，由于电力严重不足，日本政府号召大家尽量节省用电。结果，大部分日本家庭在一个特定时间后，真的会主动关灯，尽量减少晚上的电力消费。这样的行为不仅持续了一两年，而是延续了五年、十年，这是政府号召带来的结果。此外，在疫情期间，日本政府从未明确要求市民不得外出，不同于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明确禁令，而是采用建议的方式。然而，日本人却能做到不外出，原因在于他们害怕在外被别人看到而感到羞愧。这种羞耻文化造成的结果是，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约束和束缚，因此在社会经济泡沫破裂后，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比中国人承受得更多，因为他们找不到放松的感觉。

在公共场合中，日本人必须时刻保持紧绷，不敢放松。曾经在学习日语的节目中提到，如果一个日本人和欧美人交谈时会感到放松，但只要有另一个日本人加入，他就会立即启动"读空气"的功能。这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意味着他们会识别他人的情感和想法，然后相应地回应。因此，他们的所有对话目的不是为了表达自己，而是为了让对方能够舒服地表达，以便对话能够顺畅进行。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很难体验到真正的放松感和幸福感。

尽管如此，观察到的是他们所追求的匠人精神。无论是在制作寿司、木雕，还是其他工艺上，他们愿意在某件事上投入时间，可能是一天、两天，甚至十年、二十年，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这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专注感和成就感，力求将事情做到极致。整个社会对匠人精神的重视也非常显著，许多店铺的招牌上都会标注成立于某个昭和年代，承载着荣耀。日本人利用匠人的专注去克服因害怕失去荣誉而带来的约束感。在经历了经济泡沫的破裂之后，他们找到了一种由外而内的自我探索方式，因此在生活中寻求简约和无标签的生活方式，比如MUJI和UNIQLO的兴起。这不仅是消费主义泡沫后的产物，也是这一民族深植于心的文化转变。这样的方式与羞耻文化是相互独立的，因为他们在寻求内心的事物时并未打扰他人。

对于幸福感的话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东方与西方，尤其是日本与美国之间，对于幸福感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一个典型的美国观念中，幸福感往往与个人成就、社会认可等外部因素相联系，人们在追求外部认同的过程中，获得了所谓的幸福感。在这种语境下，幸福感的定义显然与日本人所理解的集体意识和个人羞耻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一种更积极、更向外、更强调进取的状态。我们可以换一个维度去理解，就是它容易受到所谓优越主义的驱动，形成一种幸福感。相对而言，在东方文化中，特别是以日本为样本来考察幸福感时，研究者发现，这种幸福感更倾向于一种消极的追求，这里的“消极”并不意味着不好，而是更多是向内探求。它强调的是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能够克服外部物欲的诱惑，摆脱对外界认可的执念，最终达到内心的宁静。这是一种幸福的状态。

我们姑且接受这个理论，它指出了两种类型的幸福感，这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也特意认为日本的幸福感底层逻辑确实不同。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某一时代或世代对幸福的理解，它是会有所变化的。不同代际间，关于幸福的理解和底层逻辑都在不断演变。首先，由于成长期的经历不同，这种理解也会发生变动。其次，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以更灵活的姿态欣赏东方和西方对幸福感的不同理解。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外向的、进取的定义，也能够追求内心的安宁与自我和谐。这种开放的心态使得我们在当今社会讨论幸福感变得更加有意义。

接下来，我想补充关于昆虫和动物社会的看法。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社会更接近于欧美的动物社会，这并不是强调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的强调。例如，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尽管我们强调集体，个性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以日本为例，其语言中有很多角色语，即根据角色定制的语言表达。当我们观察日本的老年人时，会发现他们在语言表达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不会使用的方式。这表明，昆虫社会会将个体固定在特定角色上，而动物社会则更强调个体特性。

到了现代，中国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也越来越重视个体表达，而不至于受到角色的束缚。如今，人们在表达性别身份时更趋向于个人化，这种变化在语言环境中也越来越明显。这使得年轻人对性别角色的划分感到反感。例如，在日本，男女在语言中的确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无形中影响着对性别的认知和表达。然而在中文环境中，这种涉及男女的区分并不明显，反而更有助于提升个体在社会中的声音。

因此，在今天的双文化交流中，我们看到年轻人对于“向内”与“向外”的幸福观有了更多的选择。在经历时代变迁后，议论“东方”或“西方”的看法时，我们并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观点。我们能从日本的经验中获取启发，帮助中国年轻人认识幸福感的不同表达和实现方式，这在当今特别具有意义。通过关注个性化，激励年轻人更加个体化，并挑战传统的社会角色限制，便成为了我们讨论这一主题时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我之前看到了一篇发表在2011年，也就是十几年前的文章，题目是《社会信任能够促进个人幸福感》，发表于日本经济评论。这篇文章以日本的数据为例，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询问受访者对自己当前生活的幸福感。在调查中，研究者考察了一些不同的指标，比如收入、就业状况（失业、工作或退休）、对社会信任度的看法（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看情况或者绝大多数人不能信任），还询问受访者是否参与社会团体或协会，例如运动社团或兴趣小组。此外，还会了解受访者是否依赖家人，以及是否有可以倾诉的朋友。

从统计结果来看，收入和就业状况显然很重要。如果你的收入预期糟糕，实际收入也不理想，那么这会影响你的生活体验。失业等情况都是非常基础的因素。然而，除了这些，社会联系和信任同样显得至关重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你参与一个运动社团或兴趣小组，这种社交行为对于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因此，尽管我们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化，认为必须挣脱原有社会网络的束缚，去做自己选择的事，但挣脱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支持和联系的消失，充其量需要你自己重新编织一张社交网络。

许多人在离开校园后都会面临建立新联系的困境。以我自己为例，在离开学校后，想找到共同行动的搭子其实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终于迎来了周末，却只是选择待在家里休息。这当然是因为疲惫，但我们也清楚，缓解疲劳的最佳方式往往是走出家门，哪怕是去看个展览，或是享受一下按摩。然而，缺乏搭子，时间的协调也让人觉得难以实现特别是参与某些运动活动时。

在这个变化中，健身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形式，取代了传统的团队运动。原本大家约着一起踢足球或打篮球，而如今，个体化的健身方式成为主流。这种转变让我想起普特南在描述美国社区时提到的“独自打保龄球”。在过去，保龄球馆是社交的场所，大家通过共同的活动增进联系，而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大家变得更加孤立，社交活动减少，导致社区关系的崩溃。

这一现象在当今社会也在重复上演。年轻人如果愿意再深入研究个体健身与社交活动之间的联系，将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点。虽然健身本身是积极的，但它却改变了昔日我们一起运动的场景。我认为，尽管对于不同人来说，社交的形式各有不同，但人们应当有选择的权利。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社交，也有不少人享受独处时光。因此，尊重每个人的生活选择，给与他们自由，才是通向幸福的关键。

可能因为这个时代，我有了更多独处的机会。原来在家里，我感到无聊，不知道干什么，但现在一个人待在家里，可以做很多事情。只要不是被关住、不让我出去，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是的，我其实非常同意刚刚大老师的补充，从表面上看，大家似乎加入了更多的踢球、参与各种兴趣社团，但实际上，这只是外在的表征。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本书《独自打保龄球》，它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打保龄球，而是为了解释一个社区里的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熟悉度。因此，我认为我阅读的许多与日本年轻人相关的幸福感研究都在探讨社会联系的问题。整体上，我感受到的是，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你是否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弃？你是否感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未必需要来自某个宏大的国家或民族，可能只是一种对某个特定群体的认同。

因此，富裕的你做了很多研究，这让我感到汗颜。你提到的一些考察让我想起了在日本看到的现象。众所周知，日本公司的文化非常重视人际连接，员工之间的联系几乎占据了他们社交生活的80%。因此，他们非常看重前辈和后辈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看过《半泽直树》，就会明白，同一级别进公司的员工就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因为在日本，员工往往会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很多年，与同事一起奋斗。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公司文化却开始瓦解。我与身边许多日本朋友交流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抵制这种文化。过去盛行的饮酒会（nomikai）现象也在减弱。年轻人不愿意去参加。有些上司如果强迫下属参加这样的活动，反而会被认为缺乏领导力，这样的观念已经形成。

那么，这些年轻人在做什么呢？正如傅毅所说，他们在努力建立不同的社交连接。例如，日本的偶像文化正在蓬勃发展。有一次，我在巨蛋参加Coldplay的演唱会，Coldplay邀请了日本当红偶像组合Yoasobi作为暖场嘉宾。在演唱会中，许多观众是冲着Yoasobi而来的。当Yoasobi演唱时，观众会共同舞动，并用统一的手势应援。这种场面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很多日本的宅男和宅女在偶像表演时积极参与，感受到与他人共同体的认同。这种归属感是日本年长一代人通过喝酒、与上司交往所建立的，而年轻人则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寻找归属感。

因此，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谈论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从2015年至2020年，我们通过数据可以观察到许多变化，包括社会信任感的逐渐下降。我们在探讨归属感时，常常会发现信任会与之相连。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会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进而使主观感受得到改善。实际上，这之间的关系很难明确区分因果。在最近的调查中，当我们询问年轻人是否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结果显示，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以前大幅下降。这使得原本有六七成的人群回答“信任”现在下降到一半左右。这一趋势让人倍感好奇，如果再进行同样的调查，结果会怎样。此外，我认为这种信任感的下降并非偶然，可能反映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更深层次问题。今天，越来越多人认为，世界就像一个杂乱无章的草台班子，这种现象同样不是凭空而来的。

老同志和年长的朋友们，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年轻人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大家常用的一个句式，几乎每次我都会告诉他们，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之前你没有注意到而已，或者说大众媒体没有关注到而已。如果顺着这个社会信任整体在下降的趋势来看，实际上，世界就像一个草台班子，本质上是一种对制度的不信任。你刚才提到的非常对，我们曾经把很多事情看得很认真。举个例子，比如说政府建议人们不要外出，或者建议节约用电，老百姓却能坚持下去，真的会很认真对待。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和整个社会的普遍感觉是，不愿意再认真对待各种事情，因为他们担心付出的真心可能会错付。尽管我们很认真，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这样认为。

当我们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时，实际上流露出的是对制度深刻的不信任。这种情况并不是在2023年或2024年突然出现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改变过。只是这几年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在许多事情上感受到这一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能得到的信息远比以前多。原来这个草台班子是被一个良好的宣传所掩盖的，我们看不到其真相，因此误以为它是一个精密的机器，认为许多指令和决策都是经过大量演算推演出来的结果。如今，由于信息的增加，拉开了一角，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后面的运转，才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然而，看到的真相仍然不够丰富，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看透了，却可能并没有掌握事情的全部。因此，现在大家，包括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就幸福感问题而言，我个人认为，很多时候这是一种无力感。我与同龄人交流时，他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不解，我曾经也持有类似看法，认为这和物质的满足有关。大家没有强烈向上的欲望，或者说向上也没有太大空间。在基本的生存需求甚至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能够得到一定满足的情况下，年轻人的向上动力确实会不足。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现在的年轻人呈现出这样的状态。然而，当我去日本后发现，很多年轻人感到自己的机会已经被锁定，面临阶级固化和阶级滑落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

不仅如此，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在接受教育阶段，所灌输的理念是优绩主义，即只要努力就能取得成就，但当他们毕业后，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落差便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这正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福来源。与此相比，我们看到日本的教育模式似乎有所不同。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媒体大力宣传日本的“快乐教育”或“宽松世代”，这种教育理念促进了一代年轻人思维的转变和内心的平静。即使有人批评这种教育方式，但成功与否也需长远观察。

其实，我也只能从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和和身边人的交流中观察到所谓“宽松世代”或者“宽松教育”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一代人与优绩的执念确实有所减弱。比如，许多人愿意接受在便利店或餐厅工作的机会，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白领职场的荣光。这种思想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转变的，它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三观的形成过程往往需要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逐渐培养。宽松教育理念告诉年轻人，关注的并非职业上的成就，而是生活在工作之外的世界。这也是现在许多日本年轻人的关注焦点。

正如我提到的一个朋友，他在医院工作，却常常考虑明天去登哪座山，而不是专注于如何在医院中提升自己。他的生活重心放在了个人的兴趣和享受中。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教育模式的影响密切相关，确实值得我们去探索与思考。

然后他回来之后跟我抱怨，说他发觉自己不应该在医院里，而是应该去诊所。日本称之为“clinic”，即小型诊所。在小型诊所工作的收入和未来前景要比大医院好得多。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年轻人不关心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们当然很在意收入和职位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受到教育的影响，他意识到即便关注这些事情，也无法对自己的长期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他选择淡化这些因素。与其说是与无力感和解，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不容易感到无力。

相比之下，中国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面临教育与实际就业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我对中国未来的教育方向并不确定，但根据我的观察，就像我听袁长庚老师的节目时所震惊的那样，现在的大学生在入学前竟然需要进行职业规划。每个学期都要明确如何寻求实习、取得学习成果，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就业。这让我非常震惊。如果这种文化观念依旧存在，未来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恐怕不会有太大区别。

我可能有些悲观，毕竟这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当你观察高考和研究生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时，期待会有根本性的变革，似乎很难。因为种种原因，有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更新换代，尤其是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奇怪的时代，年轻人普遍感到无力感，而这些无力感本身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意。刚提到的那些体会，像是揭开了一角，却又仿佛退回了另一角。

在社交媒体上，各种信息的不断反转，让我们逐渐意识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性已经减弱，最终大家所关注的只是情感和符号。当一个女性处于不利地位时，她可能被称作“捞女”；而男性同样被贴上“渣男”的标签。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情感的表达在社交媒体上被简化成易于消费的符号。一个短暂的情绪峰值，可能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失望。当我们的年轻人在玩梗或者因新闻事件产生共鸣时，初衷是自嘲和调侃，但这些梗却逐渐演变为激发情绪的工具。

我近期关注短视频平台时，愈发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尽管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被情绪所左右，但在接连看到涉及“万柳书院少爷”等梗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无奈。你的观察非常准确，尤其是当今时代在算法和流量平台的驱动下，标签化愈加严重。人性的这种简单化思维更容易被算法所采纳，于是社会变得非黑即白，情感的宣泄片刻之间却让整个事情显得愈加简单化。这样的趋势不会使事物更加立体复杂，反而让它们变得愈发单一。

我认为，我们谈论的网络原住民，尤其是95后和00后，正是这种简化思维的受害者。他们真正意义上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因为他们的第一次上网经历往往伴随手机，而非PC。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抽象的概念与符号，那么在线下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将会遭到削弱。在我与一些大学生进行访谈时，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这种缺失的担忧。

交不到朋友或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让我感到困惑。曾经，我在大学时觉得交朋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会认识许多同学、室友或者社团里的朋友。我们互相加了好友，建立联系，这是一种自然的互动方式。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顺其自然的。然而，近年来我发现，有些人并不容易融入这个社交圈。比如，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他与室友的关系不好，因为他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一个是书院的少爷，另一个是小富二代，而他则是来自一个小镇的普通人。他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这样的标签化思维让我意识到，这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这种标签化的思维方式在情绪上能让人感到舒适，尤其是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但如果我们总是先给人贴上标签，就会陷入一种思想的束缚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却在下降。在讨论幸福感的话题时，我开始反思，尽管我自认还算幸福，但也因为缺乏痛苦经历和有一定自由，幸福感有所提高。然而，或许在于我对共情能力的理解。我认为，拥有幸福感与我们是否具备共情能力密切相关。共情并不代表无条件地理解他人，而是更深入的思考彼此的经历与感受。这不仅被许多人误解，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所在。

通过共情，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如果我们将他人视为对立面，常常会带来愤怒和无力感。我曾因某些观点受到网络暴力，经历了许多负面的情绪，但有时我会尝试从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观点。尽管有些观点我无法完全认同，但努力去共情是建立关系的一条重要路径。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得许多人在交友时感到疲惫，尤其是当我们需要不断了解一个人时，标签化思维带来的简化反而让我们错失了很好的机会。

有时，面对性别话题，我自认为并不是一个男性主义者。听了袁长庚老师的节目后，我感到共鸣，他在家庭生活中一次深刻的女权主义理解，给我带来了启发。共情能力并不是通过单纯的思考而得，而是需要外部力量的引导去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想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极端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失去与女性建立友谊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放下固有思维、去理解他人的真实情感很重要。这种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愈发显得必要，因为每个人都在被标签化，只有努力理解事情的复杂性，才能帮助我们保持内心的平衡。

那是你说日本人有理，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我在日本旅游时碰到很多不讲理的人。”是的，这样的情况当然存在。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部分。然而，只有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才能开始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可能我说得有些说教或矫情，但如果你能尝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会显著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挑事或抬杠。你会担心过度共情会让自己陷入内耗，或者变成一个相对主义的人吗？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不过共情的目的是什么非常关键。对我来说，我共情的目的不是为了体验更多情感，也不是为了为他人思考问题。我的目的在于理解他所表达的观点背后的逻辑与想法。最终，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目的是避免内耗。

如果你能够明确这一点，那么共情就不会让你陷入内耗，反而会帮助你减轻困扰。否则，当你看到网上的一些言论或者感受到身边人的行为时，可能会非常内耗，总是对他人的想法感到困惑，从而无法建立关系。这个过程其实是对我内耗问题的一个良好解决办法。因此，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常会处于两难的困境中，感觉无论怎样选择都会失去很多东西。

例如，最近的俄乌冲突、以色列与黎巴嫩的问题，都是具有挑战性的讨论。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年轻人目前关注的话题往往是两极分化，要么关注内心的焦虑和自我认知，要么关注遥远的国际局势和政治。这些话题相对抽象，是否有必要深入了解信息和进行共情，我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您说的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共情并不是为了走进每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开心。

把你放在镜子里，把自己放在镜子里。谈到幸福感，你认为，从你的角度来看，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你维持一些幸福感呢？这是个好问题，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与时间相关的概念。最简单的说，我以前常常问自己类似这样的问题，但往往这样提问时，我的脑海中会一片空白。后来，我发现换个提问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做某些事情时，时间流逝的速度比你感受到的要快得多？这是个不错的问题，可能会让我得到一些答案。原本我有点害羞承认自己的答案，但其实看数据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

我过去一直觉得承认这一点有些羞耻，但其实它并不那么严肃。有人可能觉得，关注数据和金钱的管理这些事情与幸福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我发现自己每隔一段时间问自己都能得到类似的答案。我真实享受通过数据整理和归纳世界的过程。最近我还和“酒馆”的宇白录制了一期关于西蒙斯的播客，讨论了量化投资的概念，其中提到一个在文艺复兴基金里非常重要的数据分析师，他的乐趣就是研究数据。我觉得观察和分析数据，能让我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此外，我最近关注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省乳制品人均消费的数据，试图分析哪些原因导致北京的人均乳制品消费量最高。我认为这与城市化、收入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这让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开始享受这种数据分析的乐趣。我现在不再羞愧于承认自己对这事的兴趣，这也促使我制作了一个新的播客节目，名为“用数据说话”，尽管这节目已经断更了一个月，但我相信它是我兴趣的延伸。

当我们探讨匠人精神时，似乎也能引申出一些重要的观点。在其专注于某项工作的同时，常常会感到时间流逝得极快。我最近还有许多杂乱无章的思考，去年，我看了一部日剧《0.5的男人》。这部剧讲述的是一栋老房子的改造，女儿一家要搬回住，面对空间不足的情况，房子被改造成两代人的居住空间。剧中的男主人公就是这个家里的儿子，因为一些创伤原因，长时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因此，最后房子被改造成了一个2.5世代的住宅，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隐蔽青年”，有点像所谓的“尼特族”，而且情况更为严重。

《不成器的舅舅》一开始，大家对舅舅的印象都很不好，许多小侄女对他非常厌恶。然而，随着不断的互动，大家渐渐走出这种负面的情绪。特别打动我的是，当故事逐渐推进并揭示了一些关键情节时，舅舅的突然回归引发了我们对他人生选择的思考。最初，他在职场上发展顺利，却突然成为一个隐蔽青年。他的上司给他施加了不公平的压力，将许多最棘手和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交给他。最终，男主角感到“心里那根弦断了”，无法再继续工作，于是他选择暂时退隐。

这一故事温情而感人，我特别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在于男主角的经历和思考，让我看到了许多讨论青年议题时所提到的案例，实则非常相似。在日本，关于隐蔽青年或“尼特族”的讨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大家普遍认为这类人危险、乖张，并与恶性犯罪行为关联在一起，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逐渐意识到将他们与“正常人”划分开来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只会让大家给彼此贴上更多标签。因此，近年来日本的讨论逐渐偏向去污名化。

例如，在我最近观看的一部电影《刺猬》中，故事围绕一个小男孩与他的姑父展开，展现了对独特个体的理解与接纳。故事中的角色具有许多优良品质，却因与社会不合而遭受误解，被迫进入精神病院，甚至被剥夺了参加女儿婚礼的权利。这种现象引发了我对社会上特定群体的深思，特别是许多年轻人与家庭间的沟通。如一位母亲在分享她儿子的情况时，讲述了他对未来的无奈与失落，这种情感在当下社会中愈发显得普遍。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很多家庭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在教育与努力后的生活，并未达到预期的成功。母亲提出，自己在央企工作，但新招的硕士与自己儿子的收入并无二致。这一切让我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对当今社会的运作方式感到困惑和无助，都认为存在问题。在过去，我们接受了许多关于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的教育，大家都在追求高效，试图在每个小时内实现更大的产出，但如今，我们似乎意识到，很多战术上的优化已不再有效，真正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我思考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时，往往无从解决我在战略层面上遇到的困扰。于是，我决定停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隐蔽青年”就是一种战略转移。让我保持在一个较低能耗的状态。在昨天的线下活动中，有位母亲提到她的儿子，这让我觉得她的观点十分精准，展现了她对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这也与我们在许多采访中听到的大学生看法高度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可以说她也在进行一种战略思考。既然如此，我何必一定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人呢？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或者生孩子呢？反正生活都是那样。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观察到的这一点，阐述我对时间的思考已经和过去有明显不同。刚才你提到的内容，让我想起了一个有关战略转移的例子，最近我观看的一部影视作品，深切贴合这个主题。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去年在戛纳获奖的电影《完美的日子》。当我在昨天的线下活动中与郑世亮讨论幸福感时，他提到自己最近看了这部电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今天的讨论绝对适合引入这部电影的内容。我之前并没有事先了解这部电影的情节，但郑世亮分享了他的看法，让我对电影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部电影的故事非常简单，片长两小时，其中有一个半小时都是男主角在清理各种各样的厕所，背景设定在东京。影片展示了一系列特色厕所的奇妙设计，甚至有人去做所谓的圣地巡礼。在观看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影片想要传达的情感和理念。男主角的生活虽然琐碎又规律，但其中却潜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可以感受到他曾经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现在的他则选择成为一名厕所清洁工，且对这项工作感到由衷的快乐。

尽管他过去的生活可能光鲜亮丽，但电影中细腻的镜头捕捉了他对每一天的珍惜。他在公园吃午餐，拿出胶片相机拍摄树影，这种日常的小确幸似乎是他寻求内心平静的方式。影片通过这些细节，呈现了他与这个复杂世界间的关系，暗示了现代日本在经历繁华后的选择：一种更加简单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虽偶尔会经历心理波澜，但始终能迅速回归自己的生活轨道，进一步强化了“匠人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他把洗厕所这件事情演绎成了一种工匠精神，我在日本街头深有感触。日本的厕所真的很干净，虽然没有电影中那么夸张的清洁手法，但确实有一群非常负责的清洁工在努力工作。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体现了一种匠人精神。把匠人精神应用于洗厕所上，的确有些奇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电影深刻地展示了日本人如何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

首先，前提是他经历过之前的艰辛。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从小就生活在洗厕所的环境中，可能很难感受到现在的生活是完美的。很多人会有挣扎和不满情绪，但正因经历了艰辛，他们才选择了当前的生活方式。电影中主角的种种选择显示出他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而是主动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像你提到的尼特族和自己隐藏在家里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许多微小的爱好，常常抬头看天，观察天气，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他都会露出真诚的笑容。电影最后一幕中，他坐回自己的车，听着磁带中的《Feeling Good》，流泪又微笑，表情复杂，恰恰体现了他对过往的感悟与自我的和解。正是经历使他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找到当下的幸福。

在当今的教育问题和年轻人的无力感中，我们或许也能找到幸福的来源。我们经历过经济腾飞的时代，与电影中的老人一样，有过这样的背景。如今，我们可以选择最舒服、最能专注于真实生活的事物来生活。正如我和Siri在节目的沟通，我对她的一句话感触良多：她更愿意和父母讨论生活中的小事，而非国际大事。这种真实的生活让我们找到自洽之感。

要减少内耗，比如傅宇常常在两极之间游走，选择困难，最终还是要选择一条道路。选择之后，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为此至关重要。虽然这部电影缓慢地展示了洗厕所的过程，许多人可能会因此打瞌睡，但若认真观看，就会理解导演想传达的深意，与此同时，也会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己的“完美”日子。

我们的对话自然带有代际差异，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确定了我们对“生活意义”的不同理解。大约在2010年前后，我读大学时，大家都在思考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最初的共识似乎是追寻经历。那时，我认为获取财富或权力并不是生活的归宿，而是要积极体验世界的多样性，感知各种职业和文化。未来充满期待，这让我充满希望。然而，工作一两年后，我发觉事情并非如此，有些理想的生活方式仿佛变得遥不可及。

如今，我意识到在未来五年或十年里，是否还能期待有更多的体验。甚至在工作中，我感到发展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生活似乎又回到了过去，重复着日常。对比年轻的一代，这种变化尤为明显，未来曾有无限可能，但现在却显得有些黯淡。虽然经历了几年的工作生活，我依然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可能就更加惨一点，那可能真的就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体验更多，没有来得及真的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就突然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呢，其实我会特别能够理解，今天的年轻人会有一种被辜负的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世界是这个样子，怎么我长大了突然就变了？所以我刚在听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在想，如果把这个老人看作是日本这个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宏大的整体层面上来去看，当然没问题。但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不同代际、不同世代来说，他们的故事或者视角中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会挺不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我吃过、见过了，我经历过那些声色犬马的部分，然后我回归平静、完美的生活”，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那个他期许的世界才刚刚开始，然后就戛然而止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能够理解这群人，尽管我们刚刚一直在批评社交媒体啊、那种情绪啊、然后渲染挑逗大家，但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希望有个发泄口。反过来说，我前面铺陈这样一段话，实际上是想表达我并不觉得战略转移是一种逃避。比如，最近很火的一本书讲的就是隐居，可能选择到鹤岗或其他房价很便宜的地方去生活。

这种所谓的战略转移，并不是逃避，而是说，“好吧，既然这个世界已经和之前你们许诺的不太一样了，那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去适应吧。”我选择把内心的这些东西都理清、收拾好，然后过我的生活，接下来选哪种生活方式不重要，但你总要给我一些空间和时间去做这个调整。昨天在那个线下活动结束时，我也跟一位母亲说，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包括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尼特族”或“隐蔽青年”是一种问题。甚至在很多模糊不清的江湖现象中，这些现象可能会被归结为心理问题或更严重的疾病。

我一直都不觉得这些是一种问题，而是一种选择。大家在面对这样的社会压力与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承诺时，能做出的一个最不麻烦他人的选择。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因为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转向了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生活方式。更加同意你说的从奢入俭难，我们的时代原本是不断向好的状态，而不是一开始就达到巅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这么说可能还有点过于悲观，但作为我们投资行业的人，总会觉得这个经济周期是不是就一直往下走呢？当然不一定。但这只是说明周期有多长，它可能是十年、三十年。日本失落三十年后，也走出来了嘛。最终，它还是会恢复，但可能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

如果正好我们卡在了这一代，那确实会有很多不理解或者无力感等情绪的体验。每一代人就要找到各自时代所要和解的方式。最后的落脚点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聊或者没有答案，但这确实就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以奋斗作为答案，才能和这个时代取得共鸣。而显然，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再是奋斗这个词，而是另一个词。如果你想最终找到一些幸福感，或者能够过好这一生的话，必须学会不再回顾过去的日子，只是专注于当前。因为宏观的事情，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改变的。

我一直非常喜欢《世纪三部曲》这本书。在巨大的战争面前，如何去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真的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然而，我们今天分享的不仅是在对抗无力感，也包括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我的健身和你的数据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乍一看可能有些奇怪，甚至让人感到羞耻。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必要的。日本人现在追求的正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感觉，找到一些事情，能够每天进行积累，可能最终取得某些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过程本身带来的内心安宁。在这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中，确实能找到这些东西。

这些是我现在能想到的，能够帮助年轻世代以及我们的同龄人去寻找到一些所谓的幸福感的方式。谈到数据时，我本来预设在结尾特别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过去两年中，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意义与价值感的话题。这在我以往的很多节目中都有所提及，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自己这一辈子的价值呢？

我感觉过去两三年里，我一直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你也听出来了，对吧，我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的想法突然又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会问自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在我一生的中期，我也无法找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也无法判断我以为的那个意义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意义。所以，站在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如果你找到了意义、找到了价值感，找到了那个不知道老之将至的东西，那很好。但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在找寻的过程中，或者可能会一直找寻下去，享受这个找寻的过程也很好。

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可能不想去想这些关于意义的话题了，不关心意义，不关心价值感，或者并不希望用这样的一套叙事来评判自己的生活，只关心此刻的快乐，只关心今天的晚霞，这也很好。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在《阿拉塞》中李娟想表达的一些想法。活着是不是就一定要有意义呢？这未必。我觉得傅宇你在最后收了一个前面一直悲观，最后又微微上扬的一点。而我反而会跟你反过来，前面其实一直在说一些比较积极向上的东西，尽量去寻找到一些少年感。实际上，我前面说的可能太中年了，而我最后要收一个中年感的结尾。

这几天我在看《美丽新世界》这本书，看到它让我非常悲观，整个人都显得十分沮丧。原因在于，你会觉得书中描绘的社会到底是否幸福？人类社会最终是否真的要走到那种地步，才能获得幸福？但我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有可能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越来越像书中描绘的一些场景。我虽然早期说过，日本的宽松教育和快乐教育导致了某些人的这种想法，但日本的精英教育者依然非常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我觉得中国之前的情况比较好，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存在，你有可能实现阶层跃迁，许多可能性都在你面前展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可能也会逐渐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些固化和拉开的情况。书中描述的那个时代，会不会在我们的未来出现？更关键的是，书中描绘的那个结局，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开心的结果：你每天有肉吃，有工作干，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剂快乐药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短视频吗？

前几天，我在听鸟鸟的播客，我非常喜欢他。鸟鸟说，当他感到焦虑时，缓解的方法就是刷短视频，一直刷到自己不再焦虑为止。这其实很像麻醉药的作用，对吧？当然，《美丽新世界》的作者不会知道短视频这种东西，他描述的是一种实际的药物，而我们现在拥有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的东西，实现了相似的效果。对此，我认为整体上是比较悲观的。最终我们的幸福，第一来自于这个时代和社会给予我们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要做出什么样的抗争，刚才提到的幸福是否可以不是一种结果？如果你把它定义为一种结果，那它可能就像《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非常好；但如果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很多痛苦、有很多抗争，那么把这个过程定义为幸福的话，或许我们就不至于走到那么惨的地步。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悲惨的，但或许到了那个时代，那种社会，你也不会觉得那是一种悲惨。

因此总体而言，我认为当今社会中，我们寻找到一些短暂的幸福是相对容易的，而持续的快乐则比较困难。如果你想找到一些更久远的、回头看依然有价值和意义的幸福，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也希望大家能找到这样的东西。我的天，我们录制已经将近三个小时，真是非常夸张！但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其实我预期到我们肯定会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论很多围绕这个话题的东西，但今天我还是颇为意外，我们讨论的很多点，出发点可能完全不一样，最后却交汇到了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今天的交流让我感到非常愉快，谢谢傅宇，也感谢大老师。期待下次在日本见，再次串台！谢谢大家，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