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与女性主义合谋的？又是如何出卖女性的？资本主义与女性系列节目最终话！

很多人批评女性主义是一门生意，但女性主义者们对此却持乐观态度，因为与默默无闻相比，成为一门生意至少说明了有人关注。此外，这也能为那些行动者提供资金支持。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敏感相比，当下的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却逐渐演变为某种暧昧关系。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广告中出现女性主义的口号，越来越多成功的女企业家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宁愿在大城市忍受996的工作，也不愿意回老家被催婚催育。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保持与资本主义的这种暧昧关系并不是坏事，因为这表明女性可以通过消费选择，推动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尊重女性的广告和商品。

越来越多的成功女性愿意站出来，鼓励大家摆脱传统父权制的束缚，帮助女孩们找到人生榜样，激励自己不断前进。而留在大城市工作，甚至对许多女性来说，已成为一种直觉性的选择。乡愁往往属于男性，而桃李才是刻在女性身体里的史诗。在大城市的女性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职场拼搏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独立与自由的空间。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慢慢接受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的一些诱惑。如果这些诱惑对女性解放有利，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如果说父权制可以和资本主义达成同盟，那么女性主义为什么不也尝试利用资本主义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然而，和魔鬼签订契约的代价是什么？资本主义又为何如此热衷支持女性主义这一生意？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是其面临的最大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因此采取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改良政策。然而，1991年随着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这种外部压力骤然消失，资本主义因此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自由主义时期。新自由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最新的意识形态，尽管带有一个新前缀，但实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原本由国家财政负担的低效率公有制企业和高成本福利机构被解散，重新分配的资源通过企业家的聪明才智和市场的高效配置得到了最大化使用。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模糊身份的经济理性人，市场不关心你的性别、种族或阶级，只关心你能否创造出更多的资本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资本主义以生产为核心构建起整个资本体系，而现在却转变为以消费为核心。

如果说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是新的生产带动新的消费，那么如今的资本主义则反过来，新消费推动新的生产。这种逆转的状况出现，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生产需求与之匹配的消费。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到，自然消费无法应对其过剩生产。如果想要资本不断增值，必然需要将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

消费的转变在无意中有利于部分女性，家庭主妇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家庭主妇的责任在于合理规划家庭开支，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因此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担当着消费安排者的角色。消费行为能够为人带来某种能动性的体验，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体的自主性。家庭主妇通过消费安排者的角色，使自己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这只是微薄的发言权，但仍给她们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带来了一丝自由的体验。

与新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权制对女性依然保持着压制的态势。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取得的妇女解放成就应被完全抛弃，作为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1994年，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刊登了北大教授郑也夫的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他认为男女平等是一种牺牲效率以照顾公平的做法，男女同工同酬被视为荒诞的平均主义原则。《南方周末》也曾刊登另一位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的抱怨，称近代妇女解放伤害了女性的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男性知识分子持类似观点，认为女性的首要角色不是劳动者而是母亲。他们甚至以保护女性的母性为理由，要求占据工作岗位的女性回家，并视为解决当时失业问题的最小代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被迫以保护的名义承担代价，然而这个保护究竟是为了女性的母性，还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值得深思。即便男性所承受的代价看似微小，实际上却落在女性的身上，还能称之为最小代价吗？

在后苏联时代，一边是看似宽容的大新自由主义，另一边是穷追猛打的父权制，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拥抱新自由主义，投入资本主义的竞争之中，努力洗刷自己作为女性身份的污垢。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口号强调，市场不关心你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只关心是否能创造出更多的资本价值。每个人的努力都为自己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也让女性找到了自我解放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留在大城市，并投入到市场竞争中。因为大城市的原子化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抹平女性身份所带来的束缚。女性在大城市中能够更像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被预设条件框定的“女人”。然而，留在大城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女性要获得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机遇，就必须遵循其游戏规则。在不知不觉中，许多女性，包括曾经的我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成功的精英女性视为激励自己的榜样，崇尚竞争，厌恶因女性身份而被视作弱者。我只认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我相信可以通过个人奋斗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自由，正是新自由主义一开始就许诺给我的东西。

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作确实取得了许多成就。在书架上、电视中和网络上，越来越多的成功女性亮相，告诉年轻女孩们：“看，我就是通过个人努力突破女性身份的束缚，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只要你和我一样努力，你也可以成功。”然而，这种看似美妙的叙事中却夹杂着些许不和谐的音符。如果说女性需要通过利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争取自我解放，但新自由主义背后却是资本主义体系，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通过人际异化获取利益的残酷机器。在新自由主义的宏观面具之下，资本主义真的会收起它的獠牙吗？究竟是女性主义利用了资本主义为女性争取了更多自由，还是资本主义反过来利用了女性主义，最终使女性的权益被吞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体验到了许多自由的瞬间：第一次发工资、第一次购买电子产品、第一次出国旅游……这些经历让我觉得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没有理由的抑郁、焦虑和倦怠。哲学家韩秉哲曾指出，21世纪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个体不再是被命令和剥削的驯化主体，而是追求自我优化和提升效率的功绩主体。当前，对主体的剥削不再是通过限制自由来达成，而是通过充分实现自由的方式来隐蔽剥削。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异化则发生在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历程中。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光明面在于告诉你只要努力，就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么新自由主义的黑暗面则在于如果你不够努力，你就会迅速掉落，甚至即便努力了也可能无回报。这个世界对成功者的谄媚，往往与对失败者的轻蔑成对比。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人，面容憔悴，衣衫不整，往往在看不见的深渊中沉沦。然而，通往上升的阶梯已经被撤去，这种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成功的精英女性常常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努力，而忽视了相较于其他人的外部优势。傲慢的成功者们也常常用鄙视的目光看待失败者，认为他们的失败纯属个人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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